华为市场部工资待遇,华为创业:每天都很苦,但老板天天在那里考虑你的待遇

浏览:4819   发布时间: 2022年05月14日

华为创业:每天都很苦,但老板天天在那里考虑你的待遇

华为公司顾问田涛在2013年至2019年6年时间内,对华为上至高层下至普通员工共几百人进行了访谈,集结成了一部《华为访谈录》。 本文节选自《华为访谈录》中,田涛于2015年两次与曾任华为副总工程师、市场部副总经理的曹贻安的对话实录。正和岛经作者和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被访谈人:曹贻安 1991-1999年在华为工作 曾任华为副总工程师、市场部副总经理

访谈人:田涛 著名管理学家、华为公司高级顾问

乌耀中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来 源:正和岛

01、我进了一家“渔民”办的企业

田涛:曹总是华为研发早期的主管,这些年转型非常成功,画油画,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好。

曹贻安:我是在1961年苦日子出生的,一出生身体就不好,医院几乎要下病危通知。我从小就经常往医院跑,有一次全身出血点,发烧、昏迷,医院发了病危通知,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我妈在床边哭,好像还围着一圈病友。

上小学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根本不爱看书,一看书就犯困。我们是属于不爱看书的一代人,写作上的基本功也是很差的,尽管我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能够理解和领会很多东西,但就是没办法表述出来。

因为从小身体不好,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每天早上5点爬起来跑步,跑完步再打会儿篮球,然后去食堂,把一家人的早点买回来。下午放学回来还要洗菜做饭,我妈回来就是炒一炒菜。我从小就必须要做家务,要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的动手能力可能是比较强的,包括当时学拉二胡、小提琴,上手也很快,都可以达到上台独奏的水平。

乌耀中:你从小就学了这些乐器?

曹贻安:对,学习《赛马》《梁祝》这些名曲。后来我拿起一些乐器,什么单簧管、萨克斯、古筝,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演奏简单的独奏曲。

田涛:他(指曹贻安)的高尔夫球打得非常好,70多杆。

曹贻安:我最好打过69杆。

田涛:60多杆啊?

曹贻安:家里的奖杯多得都没地儿放。在体校打篮球也是一样,5个主力,4个进省队,我是个子太矮了,进不了。但我当时的身体素质很好,1米77的个子还可以扣篮。我做什么事情都很投入,做交换机也是一样。我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是北京邮电大学函授毕业的。

田涛:但是学的通信?

曹贻安:是的。我1977年中学毕业后就下农村插队,国家恢复高考以后,准备考大学了,然后开始学习,在农村也只能自学。我爸在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工作。我们家祖上是书香门第,太爷爷是教私塾的,考中过秀才,在唐生智的军队中担任过参谋。我爷爷是湖南大学毕业的,他自己说是曹植的后代,他和田汉是好朋友,属于出口成章的人。

……

田涛:这种家庭氛围对你以后有很大的影响?

曹贻安: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是函授毕业的,我的父亲对我说:“你到长沙市邮电局来工作,不用参加高考,有函院,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因为邮电局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好的单位,别人想进也进不去的,所以我就没去考大学。进了长沙邮电局以后,我就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当时长沙邮电局的局长、总工程师都是函院毕业的。函院学生是边学习边工作,在校生主要是培养学习能力,但在工作中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反而是函院的学生动手能力更强一些。

田涛:大学刚刚恢复,各个学校师资也不够,甚至连桌椅板凳都不够,所以那个时候函授大学,包括电视大学很流行。

曹贻安:北京邮电大学的函授在“文革”前就一直有,邮电系统很多领导都是函院毕业的,所以我父亲不让我去考大学,我是没进过大学校门的。

乌耀中:函授也要读几年吧?

曹贻安:6年。

乌耀中:算下来学习时间也不短了。

曹贻安:6年以后也只是给一个函授大学毕业的文凭,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签发的,不会给学位。我当时在长沙邮电局进的是最好的科室——传真室。那个时候传真机是很牛的,可能一个银行就一台。当时从日本买回来的传真机坏了,我还能修。后来长沙邮电局引进西门子的交换机,一万门的,安装的机房比这个房间还大好几倍。一万门的网络配置2.4m×0.9m的机架,十几个机柜。

长沙邮电局派了很多人去德国、法国学习,他们基本上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当然也有函院毕业的。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样配置交换机数据,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板子是干什么用的,人家也没给图纸,只有胶片,一张图纸可能有好多胶片,他们是不会去看这些胶片的。我跟他们的关系还可以,就把这些胶片全部复制成小图纸了,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

田涛:这些胶片的文字全是德文?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曹贻安:我不看文字,只看图。在一个大厅里,把小图纸放在地上一张张拼起来,这样才能完整地看一块电路板图纸,然后我再研究逻辑关系。当时到什么程度呢?交换机随便拔出一个板子,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实际上,我也没学过交换机。后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一起承包了一个叫邮电四厂的工厂,是做摩托车配件的。

田涛:这是哪一年?

曹贻安:大概是1988年吧,我们是第一批出来的,承包邮电四厂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交换机,但它是做摩托车配件的。总厂做交换机,但也不会给我们承包,就给我们一个株洲的小分厂。我进长沙邮电局的时候学过半年的钳工,车床、冲床我都懂,去到工厂,摩托车配件我也能做,我们做的是摩托车液压减震器。

我定生产任务的时候,工人说:“啊?不行,不行!”我说:“你下来,你看我做。”我操作下来他们也没得说了,只能按照我们定的那个量来做。开始我们做出了布控电子交换机,也去开了局。但我们还是想做程控交换机,就凑了几万块钱到深圳来买芯片,香港人从口袋里掏出几个芯片给我们,几万块钱就买了几个芯片。这样能做出交换机吗?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商量,是不是找一家别的公司做。那时候我们看过西门子、阿尔卡特的交换机,国内九江电子、邮电部十所(邮电部第十研究所)的交换机也都看过,我们就找到在深圳做交换机的长虹去应聘,他们说:“我们是国有企业,进人指标很难搞。蛇口好像有个叫华为的,是渔民搞的,他们属于个体户,可能有需要。”我们就这样找到华为,这是1991年。

02、不让做数字交换机我就辞职

田涛:你刚进华为时有几个人?

曹贻安:没几个人。当时华为在代理鸿年的交换机,郑宝用改进了鸿年交换机的功能,所以销路比别的代理商要好。

田涛: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做改进。

曹贻安:必须得佩服郑宝用,两本那么厚的说明,他半个月搞定,就完成功能改进。

乌耀中:那这个还叫鸿年吗?还是叫华为?

曹贻安:还是卖鸿年的机器,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后来华为自己开发产品,但那个设备设计上有问题,老掉话。我们来的时候,老板就说:“煤是洗不干净的,你不是牛吗?那你就去洗煤吧。”

我们就被发配到西乡,张建国是主管,他安排我们维修一堆电路板后就走了,我们大概半天时间就修完了。后来没事干,我们就去装洗澡用的热水器,切管、攻丝,再装上。看到门也是破破烂烂的,我们就重新做了个木门。

我们是没事找事干,自己开玩笑说,跑到华为来干水电工、木匠了。刘平后来写文章说我原来是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人,实际上我没有当过工人,也没有进过生产线。

田涛:早年进来的人,有技术背景的都去做维修工程师,或者叫维修工。胡厚崑也是这样,可能刘平就理解成做工人了。

曹贻安:后来郑宝用安排我们优化那个设备。有一天,郭平又碰到掉线了,他过来找莫军去研究,我才知道那个设备打着打着电话会常常断线。

田涛:那是第一款设备?

曹贻安:对,四十几门,一个小盒子,做总机。

田涛:那是谁做的?

曹贻安:好像是郭平、莫军、张建国做的,郑宝用是总工。这个设备老掉话,当时我到华为没多久,当然他们也不会咨询我的意见。那天郭平特别兴奋地跑进来说这件事,我没事干,就让莫军把他的图纸给我看了看,我告诉他,在某个地方加一个钳位二极管,就不会再掉话了。加完以后,果然再也不掉了。

当时莫军就说:“老曹,还是你厉害啊!”我一直想做数字交换机,他们做的是模拟机。郭平、莫军、杨明峻做的HJB48是模拟用户交换机,郑宝用、徐文伟、聂建林做的JK1000是农话(农村电话)交换机,也是模拟的,两方同时在做。HJB48做出来以后,一年的销售就全靠它了,因为鸿年的饭是吃不了了。

田涛:1991年的时候,鸿年就不怎么给设备了?

曹贻安:不怎么给了。为什么老板会有忧患意识?因为当时每一年有没有饭吃都不知道。我进华为时就想,只要能赚到10万块,我就走人,就退休。

田涛:每个人都这么想?

曹贻安:嗯,每个人都这么想。当时的收入全在公司,股票、工资、奖金都是白条。配股都是看着你的收入配的,你的账户上有多少钱,他就给你配多少股票,反正你别把钱拿走。

有些员工会想,是不是公司明年没有饭吃了,我的钱就都变成纸了。每年都会有很多人离开公司,就是马上兑现股票就走人了。

这中间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像聂建林,他是做JK1000交换机的,徐文伟负责硬件,他负责软件。他负责的软件可以一个礼拜开通,可以打电话。他可以用0001二进制来编整个程序,任何一款设备,包括我们的绘图仪出现问题了,他都能修,非常厉害,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他走的时候,传说老板要送房子什么的,他都不要,就要走。

田涛:那个时候兑现股票、带现金走的人有多少?

曹贻安:反正好的、能干的人大部分都走了,包括做测试的,测试是我们中试中心的前身,研发出来的板子要做一些设备来测试,才能批量生产。最早搞测试的人叫周继国,他以前在一个研究院做机器人。

田涛:那个时候做机器人的很少。

曹贻安:他做出来后,看到自己有十几万的收入,马上兑现钱走了,去新加坡了。

田涛:这些人后来你有没有联系?

曹贻安:没有联系,走了就走了,那时候通信也不发达,不像现在有手机。包括聂建林,也没有办法联系,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每个时期会有每个时期的困难,但老板带着大家最终都能闯过去,包括HJD48销售、JK1000出来补上农话交换机销售,同时我们08机也在做。刚开始因为郑宝用在做JK1000,没精力做其他的,所以不怎么同意做08机,不管我怎么说,如果他反对的话,是做不成的。

当时郑宝用在老板心里的地位是谁都可以走,郑宝用不能走。因为老板骨子里是喜欢博士的,对教育背景很看重。

田涛:对教育背景很看重?

曹贻安:后来我手下也有很多博士,包括郑树生、乔小平,老板是打心眼里喜欢的。至于我,他在员工大会上唯一说过一次,“曹贻安是属于自学成才的,以后要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

所以当年我申请做08机,郑宝用不同意是做不成的。年终市场部的人回来,老板安排我们做研发的给市场部的人讲讲课,我就讲了一下数字机。

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做数字机,数字机简单地说,并不复杂,就像一层窗户纸,你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觉得非常神秘,不可碰。一旦抹抹口水,往里一看,原来不过如此。”然后我就走了。

市场部的人就找老板:“曹贻安说了,数字机就是一层窗户纸,我们为什么不做?”第二天又到讲课的时候,因为没见我人,当时老板桌子一拍:“曹贻安干什么去了?扣他的奖金。”有人说曹贻安辞职了。

我当时去了珠海,邮电部十所的人介绍我去找珠通,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做数字交换机,人家说做啊。回来就办辞职手续,我记得老板的脸当时特别白,对我说:“曹贻安,纪平那里有个入深圳的户口指标,你去找她。”直接跟我说这一句。

田涛:那时候有户口指标可真是不容易。

曹贻安:那时候户口比较诱人,我是工人嘛,公司也小,几乎没有指标。

田涛:民营企业,政府也不会给多少指标。

曹贻安:他说:“你去找纪平吧。”这才同意做08机,但让我到16栋8楼去做,不在公司弄。

田涛:就是让你单独搞一个小特区。公司那边大家都在做模拟,反对做数字机。

曹贻安:要是老板不下这个决心做08机的话,我肯定会走,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做数字机。

田涛:是他认识到这个趋势了?

曹贻安:是不做真的不行了。老板总说邮电部的一步到位是错的,但大趋势就是这样,邮电部部长都发话了,要一步到位,各个省都在喊这个口号,如果还抱着做JK1000空分机,肯定是死路一条了。

田涛:实际上是市场已经有这种强烈需求了。

曹贻安:已经有强烈需求了,那些办事处主任回来都在叫唤,销不动啊。

田涛:还是来自客户需求。

曹贻安:我当时跟老板说:“你投资50万,我给你做个2000门的数字交换机出来。”他说:“你研制出来以后,我给你扔到海里去,你50万能做成啥?我要的是一流的设备。人,我一个没有,你自己从全国招;钱,你不用操心,公司会想办法。”

就这样我从一个人开始做这个项目,后来招了李学峰、任于胜、易兵等人。我们一起去了邮电部十所,听他们讲2000门交换机的课。在课堂上,还有其他几家邮电企业的人。我注意到其他厂有技术好的人,就琢磨着怎么动员过来。后来动员了毛生江、杨汉超过来。

当时他们住招待所,我们住宾馆,我们每天晚上可以吃羊肉串,喝啤酒,聊天,他们很羡慕这种生活,就被我们挖过来了。

田涛:毛生江是说你天天请他们吃夜宵,喝啤酒,其实就是在游说他。

曹贻安:游说了3个人,来自不同的厂家,我们觉得就这3个人技术还算可以。课堂上一交流就知道谁行谁不行,不行的人叫他过来也没用。

乌耀中:当时开发团队有多少人?

曹贻安:有20多个人,后来不断地补充。

乌耀中:从开始到做出来,整个花了多长时间?

曹贻安:一年半左右。

乌耀中:完全做好?然后就开始卖了?

曹贻安:实际上只用了一年多就开局了,2000门局用机和用户机是两个部门做的,分开的。

田涛:但是如果晚一点就拿不到入网证了。

曹贻安:我们真的是最后一批拿到入网证的,后来邮电部就关闭发入网许可证,因为太多了。

田涛:你们做的交换机与西门子做的交换机有很多技术路径上的不同?

曹贻安:西门子设计的东西是属于它的年代,芯片的技术是日新月异的,几年的时间就发展得非常快。一个万门网络,我用最新的技术做出来,只有两个抽屉大,而他们的得要十个机柜,谁的东西好,一目了然。

我们要做农话,农话的环境非常差,防雷设施是必须的,但他们的万门交换机是放在大城市的,尤其是在欧洲,外部环境设计是配套的,在欧洲用起来没问题,但如果放在我们的农话里,肯定不行。

田涛:适用不同的市场、不同客户的差异化设计。讲讲你们当时研发的一些场景,比如加班?

曹贻安:就像大学一样,反正大家都在一起,很明确,各干各的板子。也没有任何人说不想加班的,因为每个月都在调工资,跟你的实际利益是挂钩的,你做得好,下个月就真调了。

当时公司楼下有个证券公司卖股票,是排队的,排队的怕插队,都是抱着的,我们连上班都挤不进来,上班要越过抱着排着队的人,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买股票。

田涛:当年就没有一个人去买股票?

曹贻安:没有,根本就没有眼红过。你们赚你们的钱,你们发你们的财,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人去过问这些事情,不然我们怎么能一年多就可以开局了呢?

田涛:你们大概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曹贻安: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田涛:每天?

曹贻安:没有什么工作多长时间的概念,反正爬起来就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就去干活,困了就睡一下。

田涛:周末呢?

曹贻安:没有周末,没有这个概念。

田涛: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曹贻安:互相之间都好,哪怕是跟JK1000的人。因为大家都在公司,所以我们真不觉得有什么“垫子文化”,是真就觉得公司舒服。因为要我回到农民房,没有空调我难受,在公司有空调,睡桌子底下比回家睡舒服。

大家一上班把我弄醒,我刷个牙,洗把脸,吃个早餐又开始工作了。没有任何人刻意叫我们来加班,真正做研发的人不在乎上班时间,能做出东西来是有成就感的,当时如果能够做出来在国内就属于比较先进的,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田涛:没有强制性加班?

曹贻安:没有。你不加班,你偷懒,去交女朋友也可以,没关系啊,没人拦着你,只是下个月工资就没见你涨,别人涨了。

老板的理念就是不让雷锋吃亏,假积极一辈子就变成真积极,这样也杜绝了很多人打小报告。你咬嘴巴没用,打小报告没用,我就假积极。

田涛:天天假积极就变成真积极了,也不容易啊。

曹贻安:如果你在,他们就加班,你不在,他们就不加班,那没问题,你天天在啊。

田涛:这就是论结果。我晚上9点在北京研究所跟员工聊天,一个办公室大多数员工都在工位上,大都是85后、90后的,说回去一个是路远,一个是外面雾霾严重,公司环境这么好,也没有雾霾,办公室有空气净化器。当然重要的是,“我手里的工作没有干完”。

曹贻安:也干不完。确实是东西晚了就没饭吃了,没有办法开鉴定会就不能销售了,必须得越快越好。大家天天都在这里做,你要是拖了后腿,自己都觉得不舒服。

田涛:听说早期很多很聪明的人都走了。

曹贻安:有些能干的人走,是想自己干,把技术带走了。但是他的副手、团队已经掌握了这些技术,所以对公司的影响不是很大。做电源的是陆东文,你别看他像个粗人一样,实际上是很细的。他整一个散热器的流向,就是抽一口烟再吹一下,然后抽一口烟再弄一下,他可以琢磨一晚上,不动。

田涛:不是靠仪器?

曹贻安:不是靠仪器,散热气体的流向他是靠吹,用人来吹一晚上。那个时候仪表仪器也没有那么先进,所以有一些设计只能想办法增加一点变化。当时研发人员实际上是自己的头儿,就像研究“两弹一星”的人一样,没有谁压你,老板只管加工资。

03、我把万门机的方案交给了李一男

田涛:早期这个行业,比如说程控交换机,巨龙公司的老板邬江兴是什么情况?

曹贻安:邬江兴带着我参观过他的机器。

田涛:他是发明人吗?

曹贻安:对。

田涛:他是“中国大容量交换机之父”,这是公认的。

曹贻安:对,他是第一个做出万门机的,邮电部十所只做出了2000门。但是他的软件继承性不好,只掌握在几个人手里,他又没有编制来招大量的人帮他往下做,所以有用户提出问题,希望增加功能等,都满足不了。

田涛:编制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共同特点。

曹贻安:是,他没有办法大量招人,只能招一些学生来帮帮忙。

田涛:华为为什么能把继承问题解决好?你看你手里有那么多的技术。

曹贻安:我们在公司内是共享的,软件模块化,可以像芯片一样,通过模块组合就可以实现新的功能。

田涛:为什么华为当时能做到共享呢?

曹贻安:用芯片的概念管理软件的思路是老板提出来的,他也没有深入研究这些东西,只是觉得你们这些软件为什么不能做成像芯片一样的模块化,把这些模块拼一拼,又产生新的功能。

田涛:把软件模块化这个思路今天都是新的。

曹贻安:当然。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摸索,怎么把软件管理真正做成模块化,这是很难的,费敏他们当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田涛:有没有像国企一样不愿意共享的?

曹贻安:没有。

田涛:早期就能做得到?

曹贻安: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做的。

田涛:本来就是一起协作做的?

曹贻安:对,没有让你一个人包着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JK1000的软件就是聂建林一个人做的。

田涛:像这种情况在中国,包括民营企业也很难做得到,就是研发上,大家一开始就是协作。

曹贻安:邬江兴做的04机,我全都明白。但我们做2000门的模块是没有选择的,必须要做出来,这样08机才能向万门机或者十万门,往更大的容量上走。

实际上中国没有任何人懂这个东西,邮电局是肯定不懂的。所以当时我说要做万门机的时候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内部的阻力已经非常大了。实际上我离开研发的时候,08机已经可以开局了。我是做硬件总体的,不做软件,开局的时候更多要调的东西是软件,不是硬件,硬件在做生产的时候已经过关了,该测的、该调的已经过关了。开局的时候实际上要调的就是软件,跟别的机器的配合。

毛生江是做软件的,我把项目经理的职责交给毛生江,然后跟老板提出去做销售。我离开研发之前做了一件事情,我说我们一定要做万门机。万门机的模块实际上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网络和操作系统还有问题。我们用的小操作系统是邮电局十所的,只能用到2000门这个模块,用到万门机的时候,这个操作系统支撑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招人就有意识地招在操作系统上有能力的。我有一个完整的硬件方案,但是软件的配套跟不上是不行的。当时招的几个人,有一个是刘平,还有一个是李一男。

田涛:刘平、李一男都是你招的?

曹贻安:对啊,李一男是郑宝用推荐的,刘平是我在的时候招进来的。刘平的工作非常明确,就是做操作系统这一块。李一男也是,他进来以后我没有让他干别的,也是做操作系统。

只有这一块跟上去,软件才能支撑万门机那么大的一个实时操作与控制系统。硬件方面,也就是万门机的网络构成方案,有复杂的整体方案和很多图纸,我完完整整地给了李一男,当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实际上对交换机还什么都不懂。

田涛:学的也不是通信。

曹贻安:他学光电的,根本就不懂交换机,所以我要完完整整地告诉他万门网络应该怎么构成,应该怎么做,我也极力推荐他来做万门机的项目经理。研发技术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我本身就有缺陷,没上过大学,英文很差,快速了解国外的新技术有困难,没办法继续做技术研发,所以我很清楚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我觉得2000门能开局了,万门机网络架构我也跟李一男说清楚了,就走了。当然,这件事情只有李一男和我知道,我只有一个手写的方案给到他,其他人并不清楚,人家可能认为那是李一男的,因为没有写一个曹贻安的名字在上面。

1991年年底、1992年年初的时候,电信总局的钱总,一个非常牛的人,一般是请不动的,还有个黄处长,两个人从国外回来路过深圳,老板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给请来了,请来就说:“曹贻安,赶快给讲一下,我们的数字机是怎么回事。”我就开讲了,当时老板、郑宝用都坐在下面。

这次交流了很长时间,04机、5号机(美国朗讯的5ESS交换机)、EWSD(西门子的一款产品),他们问得很细,细到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交换到哪个地方,因为他们是做引进的,钱总又是电信总局的总工程师,是电信这个口在技术上最权威的人。

我说04机达到万门以后,再往上扩的成本会成几何级增加,它的拓扑结构使得再增加2000门,马上就要增加一个乘方的数量,再增加2000门又要增加一个乘方的数量,达到万门以后的成本会很高,而且实现起来也很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采取其他方式。我们的方案综合了5号机和04机的优点,达到比较大的容量的时候,成本还是能控制得比较好。所以,方案上比这两个都领先。

田涛: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曹贻安:就是对比。钱总对老板说,他们搞了10年的交换研究,还不如华为两年的成绩大。他知道我们刚搞。

田涛:业界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

曹贻安:做不出来,04机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牛了。后来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把方案完完整整地给了李一男,给他讲透了。那时做大型交换机的厂家也很多,我们实际上是最后一批赶上的,再往后邮电部就不给发进网证了。老板要是不做那个决定的话,不让我单独找个办公地点去做,我们就赶不上了。

我之所以把万门机方案交给李一男,也是因为其他人都抽不开身,张云飞、白志东、唐新兵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只有李一男是招进来以后,我让他做操作系统,他可以空出来。而且下一步万门机的操作系统很重要,如果操作系统过不了关,等于整个控制系统没有解决,光逻辑上走得通也是没有用的。

田涛:李一男当时是主导万门机的吧?

曹贻安:2000门是我主导的,我做项目经理。万门机的项目经理是李一男,他是做数字机出来的,对这一摊慢慢就很了解了,做硬件的做硬件,做软件的做软件,项目做起来对整个公司的技术都会很了解,再主管这一摊肯定没有问题。反正不行也有老板支持,你总能管好。

田涛:万门机我一直认为是李一男自己做出来的,公司内外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

曹贻安:是他领导做出来的,我不争这个功劳,没有意义,给钱的是老板,他愿意给钱我就愿意做。后来我只是告诉老板,08机报奖如果没有我的名字,我做市场销售的时候,恐怕说服力不够。

老板这才说:“怎么搞的,他们忘了吧?”就把我的名字加上了。当时是我给了李一男万门机设计的总体方案,很厚,自己写的,因为我当时做完2000门,就是要准备做万门的。

田涛:其实就是架构。

曹贻安:对,网络是怎么构成的。因为2000门的模块已经有了,对怎么把2000门、2000门叠加上去,以叠加到万门,叠加的网络思路我是有的,只是操作控制系统、软件系统没有。所以要李一男、刘平做大型、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否则光有这个理论没有用。

公司没人能做总体设计,我属于歪人。当时有一个信令板,刘启武做了一段时间后还没有通,我问他怎样了,他说差不多了,只是有一大段编码不知道是什么,我说你查查是不是十三折线码,他回去一看,果然是,马上就理通了。

田涛: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些人虽然学历很高,但都不是学通信的,郑宝用不是学通信的,李一男也不是,真正学通信的可能就你了。

曹贻安:我是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的。

有一些是从少年班招来的,他们去美国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也有人做了一段时间去美国了,后来还是觉得华为好,就又回来了。

田涛:这也是太可惜了,当年智商那么高的一群少年,几乎都没有冒出来,在各个领域都没有,不只是在华为。

曹贻安:唯一一个是李一男,干得名声大一点。公司也有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包括杨明峻、袁曦,但他们说北京邮电大学的只能做开局维护,反而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的能做研发。

田涛:这个很有意思。第一,学通信的人少;第二,学的都是学校的东西。

曹贻安:学校的理论加上实践维护经验,包括上海贝尔的1240机,我都很清楚,所以我才能做总体设计。其他人都是各负责一摊,做某一块板,只有做软件才能接触到总体思路,但是他对硬件又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原理、概念。

总体架构做完以后,大量是软件开发工作,但是我的软件能力比较差,编不了软件,只能看懂图。我也不会英文,没办法接触那些新的软件。所以说,我做硬件做到一定的技术程度后,就会被自然淘汰,只能做销售了。

田涛:华为08机产品的起步就是从你这儿开始的。

曹贻安:我只是说08机。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一拨人,后来的无线,包括余承东他们做的产品,我们根本就一窍不通了。

04、做技术销售没有人说得过我

田涛:你是主动跟老板提出来去做销售的?

曹贻安:是我主动提出的。我不是被别人从研发赶走的,而是本来就已经可以交班了,因为交换机总体设计做完了,每个人的板子分完了,接下来主要就是软件调试,我不做软件的。

田涛:市场部经理当时是谁?

曹贻安:纪平,或者是江西生,我只管技术交流,老板也知道,去哪儿做技术交流都会带上我。当然,要见政府官员的话,会带着乔小平,乔小平是博士,他任何的名片上都印着工学博士。我们毕竟是民营企业,我很理解老板,出去没有高学历的支撑的话,政府不会相信你。

但只要碰到技术交流,老板就会叫上我。或者哪个单攻不下来,老板也会叫我。哪怕就是公司开的会,类似于今天公司EMT的会,他都会说:“曹贻安,你去吧!”他知道我是一名福将,哪单搞不定,我去了说不定就能拿下来。

原来卖用户交换机,你只要跟宾馆、单位打交道,现在要跟邮电局的人打交道,邮电局的人是懂技术的。那时候我们的销售队伍,胡厚崑在湖南,王诚在黑龙江,潘峰在长春,苏伟在沈阳,纪平管沈阳,山东是李利,他们要做局用机的销售确实很难,因为人家的交换机都已经在那里用着了。

我在主动提出来做销售以后,就到库房把交换机搬出来。一年下来,除了西藏和台湾,其他地方我都去过,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要飞四个城市。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是把样机搬出来,然后对着板子讲。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找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做交流,因为人家不来。邮电局的人是很牛的,你得在人家开会的时候拉着他们。你主动做一个技术交流会请他们来,几乎没人来,因为他们有得选择,不缺你这个,尤其是空分交换机,他们那时候已经要数字机了,你还去卖空分的,没有什么特点。

我去哈尔滨开农话会的时候,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人地拽,这个农话会开完,我们一走,就卖了将近三千线。当然,任何人都不会说是你们推销的功劳,而会说是自己销售得好,我们也无所谓,用不着跟别人去争这个功,我们只是做技术销售、技术支持的。

那时候我抓住的就是3点:一是我们的用户板抗雷击的能力很强;二是电源抗波动;三是我们的信令系统可以过渡到以后的数字系统。农话对防雷系统要求较高,因为在城市避雷系统比较好,雷电对交换机影响小,但是农村、乡镇就不行了,避雷系统差,所以我说我们产品的避雷系统好、电源系统好,多大的波动都可以承受。那时候,陆东文他们搞的电源也是一流的。

田涛:华为当时的市场是乡镇,西方公司的设备都不愿意下乡,都在城里,本来也短缺。农村的自然环境比较复杂,比如说响雷,还有农村电力不稳定。所以华为当年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公司,是根据客户的场景,响雷多,避雷方面你就得去研究;电力不稳定,你得在电源方面要比较厉害。

曹贻安:他们的机房条件本来就很差,做到这两点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他们才敢试用一下。在交流过程中,孙亚芳看到了,她当年是管培训的,招了一帮新进来的人。她就发现我每一次讲得都不一样,我是完全针对客户来讲的。

邮电局的人都很牛,他们自己技术很强,你跟他们沟通,要针对他们强的东西,要超过他们,他们才服你。每一个人的强项还不一样,交流的时候根据不同人的强项重点进行互动。

所以我们那时候主张的交流是,不要说太多的大话,不要老说我的有多好。我看你书上写郑宝用说“老板会吹牛,我比老板更会吹牛”,在公司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对客户说的时候,客户是很不舒服的。

田涛:所以当年客户不见得欢迎像他俩这种性格的人?

曹贻安:我不说别人的避雷做得不好,我只说我的避雷在哪些方面加强了改进,能适应这种条件。用户会自己判断哪个好,他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就可以试一下。

孙亚芳听过我几次交流后,就说:“曹贻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她说这样不行,因为她下面带着一堆培训的,他们不是做设计、研发的,没有这个底气。所以她就主张,把我说的做成胶片。

田涛:最早是用幻灯片去交流,背景是这样开始的?

曹贻安:幻灯片我原来也听过,因为之前看西门子的材料用的也是幻灯片,就是微缩胶片。孙亚芳当时就说这些东西不错,一定要把她的那堆弟子带出来,就搞了一堆的幻灯机,天天在公司模拟讲,我就听,然后指导。慢慢开始,我们分头到各个地方做技术方面的销售,原来基本上是靠喝酒。

田涛:这大概是哪个年代?

曹贻安:1993年。我做销售是没有人能说得过我的,因为我是做研发的,我到任何电信局去,任何总工都说不过我。

举个例子,像汪世昌,他很牛,去德国学习过半年,去法国学习过一年,在长沙电信局技术上算是一流的。他当时调到省里管技术,我去请他做技术交流,他说:“老曹,我给你个面子吧,我去5分钟,后面我有事,要离开。”我说:“没问题,你只要去一下,就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后来他去了,一直到我讲完他都没有走,因为他在我这里听到了他不懂的东西,比如我们的设备是怎么设计的,西门子是怎么设计的,我为什么强。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老曹,没想到,你就出去两年,太厉害了”。

不一样嘛,我是开发交换机的,你是应用交换机的,你肯定是搞不过我的。原理上大家差不多,但我设计的产品是更适合我们市场用的,我去做推销,客户肯定会更喜欢我的设备。

我曾经去打一个市场,在门口敲门,管农话的小科长一开门,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华为的。”他一句话就把我骂出来:“你乱敲什么门?不能到办公室去找我吗?”但你去办公室他也不见你啊。

田涛:你是敲他家的门?

曹贻安:实际上我可以打着我父亲的名义找他,我父亲当时是这个省劳资处的处长,但我没有。我就上他家去敲门,没关系嘛,你把我轰出来,骂就骂两下,然后我们还在门口。

他骂完,关上门又打开,可能觉得不好意思,然后说:“明天办公室找我。”我们第二天到办公室,他这才听我们多说了两句。他听我一说,就同意搞技术交流。

每到一个小市场,我就带着办事处的人,慢慢做技术交流,只要你愿意跟我交流,我就有办法,就有信心打开销售。你不见我,不愿意跟我交流,那就没有办法。

田涛:从关系营销发展到以技术和产品引导。

曹贻安:因为华为原来是卖用户机的,用户机的客户不太懂技术,比如机关、宾馆等。大酒店肯定是用西门子的设备,你只能做些小宾馆,人家开宾馆肯定是主业,做小交换机肯定是副业,基本不懂技术,我们就是靠喝酒。像潘峰、王诚,人家说:“这单你做不做?你不喝我就走人了。”潘峰就喝掉,喝下来他就吐血。

田涛:潘峰现在离开了?

曹贻安:还在。那时候卖小交换机就全靠喝酒、关系,技术含量比较低。突然要销售局用交换机了,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变弱势了,毕竟你跟邮电局打交道的时候,是和设备的管理者打交道,而不是使用者。而且人家都已经有产品在用着了,你不能说人家用得不好。

田涛:不能说竞争对手不好?

曹贻安:你不能说他原来用的交换机不好,你这样说等于是打他的嘴巴。

乌耀中:对,他选的。

曹贻安:他选的,是有传承的,用这个厂家的设备,要扩容等,一直就这么用下来。就像老板原来在湖南说过一句话,“你这个一步到位是不对的”。一步到位是副局长提出来的,这相当于打了他的嘴巴,所以他说:“你们那个胖子我们不欢迎,以后不要到湖南来。”

田涛:早年他们把任总叫作“任胖子”?

曹贻安:所以说你不能拼命地说别的产品不好,因为那就是他决策的。这跟小交换机不一样,小交换机买下来就完了,买的人可能早走了,换一下也就换一下,没多大事儿。

田涛:也就是说,其实早期5年完全是关系营销,1993年以后慢慢变成技术营销。

曹贻安:早期是代理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田涛:产品也不是你的。

曹贻安:JK1000是个空分机,天生有缺陷。实际上推JK1000我是违心的,因为我刚研发出08机,但是没有办法,设备全在仓库里面,生产了那么多,得销出去。

田涛:JK1000最后成本收回来了没?

曹贻安:那没问题,那一阵子销量还是很大的。一个交流会下来,王诚马上一个月就销了几千线。那时就可以看出,以技术为主去打动客户的话,是会启动这个市场的。再加上我们的售后服务也很好,有任何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人就上去了,不计成本,这是我们售后服务的特点。

JK1000市场打开后销得不错,但是有一块芯片换了之后,一打雷设备就时好时坏,因为模拟是信号都在芯片里头走的,不像数字机已经处理成为数字信号,这一下子就又卖不动了,真的是明年的饭又不知道在哪儿了。当时采购的时候换了一家厂家,那家的芯片质量不行。

田涛:国内厂家还是国外厂家?

曹贻安:国外厂家,只不过换了一家。可能因为它想进入我们的市场,在价格方面就优惠一些,它可能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一个雷下来把芯片打得时好时坏。这一下市场就完了,好在08机后来开局成功了,马上就转销08机。

田涛:那时候08机一年能给公司带来的销售额是多少?

曹贻安:那段时间几乎所有销售都是靠08机来做的。首先是做专网的时候,当时我们三个人,乔小平博士,还有尚晋华,我们三个人销售的交换机数量大概是全国办事处里最高的,包括万门机,也是我们在石油和铁路专网最早开通的。后来局用万门机也是我去销售的,在云南。

田涛:市场部大辞职的时候你在吗?

曹贻安:市场部大辞职有个“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行动,我在。那是我做专网销售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是公司做销售最好的,一年销售一个多亿,第二年老板就要我销售50个亿。

田涛:你当时销售1个亿,第二年老板要你销售50个亿?

曹贻安:嗯,50个亿。

田涛:这是哪一年?

曹贻安:1995年吧。

田涛:就是你那个专网?

曹贻安:是,他就让我销售50个亿。我心想:“任胖子,你又瞎搞,我怎么能销售50个亿啊!”

田涛:什么产品?

曹贻安:专网,什么都销。铁路、石油、联通,都属于专网。第二年他说50个亿的时候,我就直接跟老板说干不了,我就交给丁少华了。

田涛:他当时做了多少?

曹贻安:做了20多个亿吧。

田涛:那也了不得了。

曹贻安:要把一个市场从没有到拱开是最难的,一旦拱开了,华为做销售、售后服务的人是有优势的。我们是儒雅的销售,不是江湖销售。江湖销售讲究喝酒,我们完全是技术销售。所以一旦拱开市场,基础会相对好。

田涛:为什么当时要做市场部辞职的事?

曹贻安:下一步任务要扩大了,你能完成的你就上了,像我这样完不成的就下,很简单,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田涛:你是在专网的,不是在代表处的啊,所以辞职不涉及你?

曹贻安:一样的,任务给丁少华,他说他来完成。而且辞职大会上我也上去发言了,只不过毛生江是念稿子的,我是上去随便说的。

田涛:是1996年那次,一起去上台的?

曹贻安:毛生江是拿了稿子在台上念的,我属于落后分子在下面看热闹。最后主持人说:“你们还有谁要自由发言吗?”我就上去了。我上去很简单,我说:“50亿我完不成,所以主动下来。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而我是属鸟的,被烧死了。”我干不了这块儿,但我可以利用我的特长,我技术还可以。

当时我在北京的书店买了一千多块钱的书学习,重点做技术交流,我去任何一个办事处都很受欢迎。然后,底下就使劲鼓掌。我说:“我对‘烧不死的鸟’唯一的体会,就是公司叫我干啥,我就扎扎实实地干啥。”人家又哄堂大笑,我就下来了。

田涛: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曹贻安:老板也笑。

田涛:丁少华接了50亿,真的就按50亿去签了?

曹贻安:做了20多个亿,已经很不错了。

05、他吹过的牛都实现了

田涛:李一男直接在你手下干了这么久,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曹贻安:技术搞完以后,好多人都辞职走了,李一男算是比较乖的人,他经常会到我和郑宝用家里来聊聊天,加上他确实理解很快,很聪明,所以我最后选择把那个总体方案给他。

田涛:他进来的时候二十三四岁?

曹贻安:可能吧。那时候稍微有些情商,加上本身技术好,能力强,很容易起来。

田涛:他的技术领悟能力确实很强?

曹贻安:很强,他和郑宝用是一样的。

田涛:你觉得他俩在技术上比怎么样?

曹贻安:李一男更谦虚一点。郑宝用是完全不谦虚的,就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田涛:他俩年龄一样大?

曹贻安:郑宝用大多了。在老板那里,谁走都可以,郑宝用不能走。我是无所谓的人,我技术不行我就搞销售了,销售不行我就辞职了。

田涛:你觉得郑宝用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能够让任总当年那么欣赏他?他的技术能力非常的强?

曹贻安:是的。当时我招过来的一些人,干得好的,每个月都会加工资,这些人后来都提上来了,包括郑树生、费敏、毛生江、杨汉超,都做过一阵公司主管。

田涛:这些人都是公司后来常务副总裁级别的。

曹贻安:徐直军说他也是我招进来的,但是我不记得了。因为他是博士,博士我还说啥呢?肯定是见到就招嘛,还面什么试。郑树生也是,看到简历就招进来了。

田涛:这些人的特点,能不能描述一下?比如说郑树生有什么特点?

曹贻安:郑树生刚从学校来的,肯定什么都不懂。

田涛:也是博士刚毕业?

曹贻安:对啊。

田涛:老郑学的似乎也不是通信专业?

曹贻安:他学信号处理。

田涛:老郑学的信号处理,那是正规的。

曹贻安:正规的,他一来我就让他跟杨汉超做七号信令。

田涛:徐文伟说早期不知道什么叫七号信令,生病住院才拿了一本书在研究。

曹贻安:他们都不知道。

田涛:全公司谁最早懂七号信令的?

曹贻安:你要说懂,我肯定是属于懂的,我知道怎么一步步来做,但是这个项目最早是杨汉超开始做的。

田涛:杨汉超是学什么的?

曹贻安:他是我从别的厂挖过来的。我不知道他学什么专业,但肯定是做通信、交换机的,他好像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

田涛:老郑有什么特点?

曹贻安:老郑谈不上了,他当时属于小兵,一进来就跟杨汉超干。后来为什么提了,因为他是博士。任何的博士,老板都会想办法提的。见到博士,老板的脸明显笑成花了,喜欢带他们出去。

田涛:杨汉超有什么样的特点?

曹贻安:比较踏实、单纯的一个人,是搞技术的。

田涛:你们是怎么把费敏招过来的?

曹贻安:很简单,是我去人才市场招的。他首先是硕士,而且是清华的硕士,那时候我们能见到清华的硕士,还有什么好挑的呢?想办法把他挖过来。他还嫌我们这里太远,犹豫了非常长的时间不想来,然后我又去做他的工作,他才来了。

田涛:这些都是能人,扎堆在一起没有矛盾吗?

曹贻安:名堂搞多了,你的工资不会动啊。我们不提倡闹矛盾,只提倡业绩怎么样,做出来的东西怎么样。

田涛:结果导向。

曹贻安:你假积极也好,没有关系,就像老板说的,假积极一辈子就变成真积极了,我只认结果。我们早期,包括老板在内,都不知道管理的理论,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弄的。

田涛:其实就是简单,简单的一个标准。

曹贻安:搞多了,曲里拐弯的没用。

田涛:有人这么讲,华为这么多年,脑子复杂的人最后都没能待得住。

曹贻安:对啊,老板也不太喜欢。

田涛:他喜欢单纯的人,简单的人。

曹贻安:老板说真喜欢你就是真的喜欢,他说我们还是聊得来的。

田涛:你怎么评价他?讲讲他的故事?一个是评价,一个是讲讲你印象中的深刻的故事。

曹贻安:老板很多观点很精辟,比如说假积极,假了一辈子就是真积极了。他打肿脸充胖子也是一样的,他每年都会说,我们明年要多少多少销售额,一听绝对就是吹大牛的话,那时有几百家做交换机销售的,你一家根本不起眼的公司,就要做到全国三强。

田涛:1991年就要做到全国三强?

曹贻安:嗯,当时哪个不说老板在吹牛啊。那时候交换机市场是什么样子,哪些公司的设备好,我们都很清楚。结果第二年你看,就真做成了,打肿的地方就真长胖了。

田涛:每年大家都觉得他在吹牛,结果每年都实现了。

曹贻安:对啊,刚达到全国三强的时候,他就要说要做到世界前三,他没有一刻不往大的说。

他就这种性格,现在还是这样。你以为他是开玩笑,其实他是认真的。老板很早就说,以后大家要在阳台上晒钱。

田涛:阳台上晒钱,现在就验证了。

曹贻安:那时候是1992年。

田涛:当时他说:“公司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你们将来买房子,房子大小不重要,阳台要大,钱要用麻袋装,阳台要用来晒钱。”早年的人都有这个印象,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说的?

曹贻安:就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就当是个笑话,听一听就算了。

田涛:当时没有人信他?

曹贻安:没有人相信,我就想着赚10万块钱退休。

田涛:你觉得他吹这些牛的时候,他自己相不相信?

曹贻安:我觉得他是认真的,而且他确实没有任何私心,每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员工愿意跟着他干。

田涛:所以整个队伍都在牵引,把十几万有梦想的人现在牵引到什么程度。

曹贻安:包括以前对他有意见的、说他吹牛的客户,现在对他都很佩服。

田涛:我见过一些20年前的客户,现在已经退休了。

曹贻安:但当时客户听到他的话绝对是反感的。

田涛:很多人反感,口气太大。

曹贻安:不谦虚。很多客户都是电信局很牛的人,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都不愿意安排老板见客户。

田涛:老人家那时候吹得那么厉害,你们觉得他真能做到世界前三吗?

曹贻安:谁会认为他做得到?明年连饭都不知道在哪儿呢,还世界前三,没有人相信。那时候的心态非常简单,就是我挣了点钱,不开心我就走人了,而且走也是高高兴兴地走,从来不会别别扭扭。

田涛:早年严格讲是江湖式的。

曹贻安:而且收入比我的期望值高啊!

田涛:我来就是打一份工,你给我的待遇高了,我自己满意了,待在这儿顺心,就待着了。

曹贻安: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当时我们确实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太多怕老板。

田涛:整个公司的气氛非常自由。

曹贻安:是啊,我们叫老板任胖子。

田涛:公开、当面的?

曹贻安:背后叫。当年给杨明峻评奖金的时候,有人给他评得很低,当时会上我就说:“老板,我们现在吃饭都靠杨明峻的HJD48,你不能这样。”老板说:“对,把杨明峻的奖金加上去。”

田涛:当时其实是很民主的气氛,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曹贻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多怕他,我不高兴的话就走人嘛。

田涛:现在开会我看也不怕,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当时就蹦出来了。

曹贻安:那不行哦,现在老板已经改了很多,当年老板会发飙的。

田涛:早年你们不是有什么事就说什么?

曹贻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技术口出来的人,不怎么怕老板,市场口的人比较怕老板。

田涛:为什么呢?

曹贻安:你不行立马就撤掉你的办事处主任,换别人。但是技术口的人撤掉了,他就走人,到哪个公司都能干,所以他对做技术的人还是很迁就的。

田涛:很呵护,也很迁就,迁就应该更准确一点。这些人也有个性,说走人就走人了。

曹贻安:老板刚拍桌子,人家马上就说曹贻安已经辞职了。

田涛:然后马上给你个指标。

曹贻安:我去问纪平有没有指标,她说哪有什么指标。

田涛:就很像江湖。你觉得郑宝用能吹,是学的老板还是他自己也是这个天性?

曹贻安:天性。他俩吹到一对去了,还能互相欣赏地吹。

田涛:大多数人还是默默干活的,你吹你的牛,我干我的事。今天想想,没有这样的结构可能也没有公司的今天。

曹贻安:是,那就是短视了,所有垮下去的公司都是这样。

田涛:没有远大的理想,或者没有吹大牛。

曹贻安:他吹牛实际上是给自己压力,要朝这个目标去做。有些企业有点钱就收手了,不想投入研发,珠通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珠通当时的条件绝对可以比华为做得更好,有产品,有钱,而且也是在特区,条件也一样的。

乌耀中:也是民营企业?

田涛:是,珠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早就没有了。

曹贻安:就是把钱存入银行,以后吃利息就行了,不投入研发。

田涛:鸿年后来的命运怎么样?

曹贻安:早就不行了,它做用户交换机,只能做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局用机起来后,各个机关都不用小交换机了,所以那个市场肯定是要萎缩的。

田涛:华为曾经也是珠通的代理商?

曹贻安:不是代理商,它有设备就给到我们卖一些,人家一不供货就完了。

田涛:后来发现你们又在做研发,就更不给货了。华为与珠通比较,一个是吹牛的,一个是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

曹贻安:是,珠通当时还被奖励了,奖励了一辆奥迪、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田涛:它是什么时候没有的?

曹贻安:很快,大概两三年就不行了。

田涛:就是后来“巨大中华”一起来就不行了。

曹贻安:因为电信系统设备的继承性是很强的,用户有新的需求它满足不了,很快就跟不上了。华为是成千上万员工前赴后继,研发就是不断地在朝前赴。老板是从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而且每一年都在打肿脸充胖子,每一步都会提早做,下一年的发展都会提前铺垫。我们的目光就比较短浅,看不到未来,总认为他在吹牛。

田涛:有人跟我讲,20多年来,他吹的牛没有一个没实现的。

06、每个月都在涨工资

田涛:你当时管理怎么管呢?

曹贻安:我没有学过任何管理,但是我们的人是非常齐心的。我每个月都会调工资,而且我就睡在公司。租的房子空调都没有,怪热的,公司凉快。

田涛:调工资是你说了算?

曹贻安:对啊,我和老板。

田涛:但基本上是你定?

曹贻安:对啊,就是你愿意定多少就定多少。所以我们的人非常齐心,没有任何人搞名堂。而且只要你出来活儿,马上工资就上来了,不会委屈你的。

田涛:那时候像你这个部门,大概人均每年提工资多少次?

曹贻安:只要干得好,每个月都有提。

田涛:加工资是凭感觉还是凭结果?

曹贻安:我不知道,我拿着名单跟老板讨论这个人这段时间表现是怎么样的,东西出来是怎么样的,我必须要加他工资。每个月都加,基本上也是你说了算,他签字,他相信你。李一男来也一样,我说这个系统必须解决,否则交换机做不出来的。他聪明,第二个月就做出来了,工资马上就从1500元提到3000多元。

田涛:老板也是每个月给你加工资?

曹贻安:不一定每个月,经常会加。我刚进公司的时候300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月老板给我加到800。跟我一起来的哥们儿只加到500,我不知道,开会的时候我说:“老板,我啥也没干你就给我加到800。我受宠若惊,无功不受禄啊。”老板说:“你别来这套,以后给你8000你都会嫌少。”

那哥们儿听了不高兴了,怎么只给他加到500,给我加到800,后来他离开了。他就是和我一起承包邮电工厂,一起做交换机,一起又来华为应聘的,但没有做研发,公司直接让他到市场去做销售了,他不太愿意,不久就离开公司了。

田涛:到公司一年以后你的月薪是多少?

曹贻安:不记得了,只记得1995年陈黎芳认识我的时候,是因为看到我的一个罚款。我在市场做销售,有位领导要用我的车,开到内蒙古去,我北京的车不想让他开到内蒙古,我就自己开走了。当时公司规定是不准员工自己开车的,老板说扣你一个月工资,9000块。我这个人无所谓,我跟老板笑笑就完事了。

田涛:真罚了?

曹贻安:罚!老板对我毫不留情,该罚的时候一定罚。老板实际上是很喜欢我的,他罚我不是说非得整我,而是有教育别人的意义——连曹贻安都罚了,其他人还敢怎样?是这个意思。

田涛:早期你们住的房子在哪儿?

曹贻安:房子是公司分的。那个房子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还老要还钱,当时又还不起,还了钱又没钱买股票了。

田涛:那个房子当时有多少套?

曹贻安:一共有7层,一层4户。

田涛:也就是一共不到30套。但是一开始就不是给你的,是欠钱?

曹贻安:不是给我的,就是你有住在那里的权利。

田涛:但是房产不是你的?产权是公司的?

曹贻安:是集体的产权,给你分一套住,总不至于住农民房。

田涛:华为今天的整个改革思路跟20年前是一脉相承的,所有都是货币化。他自己都没有专车,也没有专职司机。

曹贻安:给你的工资、奖金、股票已经体现了。

田涛:这个在二十几年前的中国是不能想象的。聊聊过去艰苦的事。

曹贻安:都是苦的,就没有享受过太多好日子,没有哪一天不是苦的。

田涛:讲几个让你印象深刻的。

曹贻安:每一天都是苦的,只不过我们觉得苦中有乐。就像我天天背着幻灯机,拿着板子满世界跑,我没有觉得多苦。你把市场打开了,产品销售出去了就有成就感。待遇问题不用想,老板天天在那里考虑你的待遇。

田涛:就是你永远不去计较钱的事,不用计较怎么跟公司讨价还价的事?

曹贻安:不用的,老板看着的,他会给你涨。而且我觉得收入可以了,也不会去打听别人的收入是多少,不要自寻烦恼,自己就快乐了。我觉得人这辈子这么一晃就过去了,想那么多烦恼事干啥?只要得到应该得的,期望值达到了,就会很舒服的。

田涛:似乎华为有一个特点,就是员工互相都不打听对方的待遇多少?就这一点,绝大多数公司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

曹贻安:实际上老板给的收入已经超过期望值了,如果你横向和社会上的人去比,比他们都要好,那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早期的人走,基本是因为压力。

田涛:走基本是因为压力,不是因为互相比较?像你说的那个人是极个别的情况?

曹贻安:对,我无意中说了一下,他在旁边听得不舒服了。老板给人待遇差别很大,能干的拿得多,就更死心塌地跟着干。当时听说莫军一个月能拿1500,我们300多,我心想,要是每月能拿到1500,干10年我能拿到10万,就可以退休了。

田涛:很多公司早早的,里面的人际关系就很复杂。

曹贻安:对。关键是待遇比期望值高了,大家的心思就不会用在这上面。

田涛:对,这可能是根本的原因。

曹贻安:如果都抠抠唆唆,没有达到期望值的话,就会有很多计较。我觉得任老板的管理理念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田涛:对,就是把钱分下去了。

曹贻安:对,没那么复杂。

田涛:我访谈了这么多人,不管大家有什么样不同的故事,但是最终都能发现最简单的两点,第一是把钱分好,第二是很放权,我觉得这是两个根本。当然你获得的钱的多少,获得的权力的大小,都跟你的贡献相关。

曹贻安:所以不会对老板有任何意见。你会碰到有些喜欢计较的人,他可能会把其他人都排挤走。

田涛:他们本身大多数也待不住。

曹贻安:大部分人实际上心智都是很单纯的。

田涛:就是复杂的人待不住,简单的人留下来了。

07、买股票就是赌明天

田涛:你一进来就有股票吗?

曹贻安:刚进来没有,没几个月就给我配了,因为就要到年底了。那时配股票,完全是看你的收入,没有任何理由可讲,你的奖金、工资有多少,就给配多少钱的股。

田涛:其实他是没钱给你吧?没现金。

曹贻安:当然,买不买还是你自由决定的。你如果觉得公司靠不住,股票配了,可以不买。

田涛:有没有人不买的?

曹贻安:有。

田涛:好多人不买?

曹贻安:好多人不买,拿钱走人啊。

田涛:少买是可以的?

曹贻安:可以,你爱买多少买多少。

田涛:从你的角度看,当时配股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曹贻安:我觉得当时主要就是缺钱,当然,激励也是一个方面。公司本来就贷不到款,大家把现金都拿走了,公司受不了。

田涛:其实这是大实话。

曹贻安:就是缺钱,很简单。

田涛:就是看你账户上有多少钱,然后给你配股,这个配股是年底配吗?

曹贻安:就是年底,年底分红嘛。那时基本每年都百分百地增长,一块钱的股,第二年就分你一块钱的红。

田涛:其实是每年都有分红。

曹贻安:假设你有10万股,分红10万块,他就再给你配10万,你就变成了有20万股,分红的钱也拿不走了。

田涛:不是因为表现什么的?

曹贻安:不是因为表现,就是你这钱别拿走。

田涛:杨汉超跟我讲,有一次老板说:“出门在外,把钱带够,带5万块钱。”然后杨汉超到财务那里去领钱,财务说公司整个账面上都没有5万块。

乌耀中:现在不是了吧?

曹贻安:现在就完全根据你的贡献、表现等各方面情况来配股了,早期不是,就是希望你把钱留着,省得公司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也贷不到款。如果公司垮了、完了,我们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我们就是赌徒心理,看你敢不敢赌公司会接着往下发展,因为每年公司都是这么翻倍地给你配股。

田涛:早年你们似乎都不在乎股票,因为那时候拿不到现金。

曹贻安:就是这样的。

田涛:后来拿到现金了,才觉得股票很重要。

曹贻安:我们就是赌。实际上我们搞技术的人很清楚,公司有什么样的产品能卖,有可能接不上,股票就是一张纸。为什么那么多人走?赚了十几万了,就不少了,赶快走。

田涛:杨汉超已经是常务副总裁了,有一年配股他没敢要。他说他好不容易这么多年攒了一点钱,万一公司垮掉了,他的股票全变成纸了。

曹贻安:他觉得已经有那么多股了,够了,还是拿点现金出来稳妥一点,要不然出问题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田涛:会有人谈吗?是我给你配多少股就买多少股,还是无所谓?

曹贻安:配了你自己买不买他就不管了。

田涛:也可以不买的?

曹贻安:对,他给你配了股,买多少自己决定。就是一个心态,周继国就是拿了十几万就走了。

田涛:他一看自己股票值十几万,就赶紧变现走了。我听说历史上所有的人走的时候都能够马上得到现金?

曹贻安:对,没有谁拖欠你的。我是属于不爱买股的人,有钱就拿来花,跟我父母、爷爷一样,我们长沙话叫“餐归餐,一顿是一顿,没有吃就早点睡”。

田涛:对,跟你们家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曹贻安:所以给我配的股,我老是不全买。

田涛:大家其实也不把股票当回事?

曹贻安:不当回事。明年的饭都不知道在哪里,股票说不定就是一张白纸了,当时大家都是赌的心理。

田涛:假如公司在2002年困难的时候死掉了,股票都变成一张纸了,你们怎么办?

曹贻安: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再去找别的地方打工咯。

田涛:大家都这样吗?

曹贻安:我不知道。

田涛:你是这种想法我理解,这跟你们家的渊源有关系。

曹贻安:我们也不会讨论这些,说真的,我们那一拨人不太想这些不开心的事。

田涛:你判断一下,你觉得多数人会不会闹事?

曹贻安:没有人闹事,都是愿打愿挨。

田涛:还是有人很在乎这个股票的。

曹贻安:那是后来了,早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会干涉公司的决定。要是不高兴,觉得今后收入不保险,就走人了。

田涛:对公司的前途没有信心。

曹贻安:或者是觉得不开心就走了,而且他所有的钱都会拿走。

田涛:退股的时候该退你的钱都给你了?

曹贻安:拿了那么多钱,那就高高兴兴地走,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

田涛:关键是拿这个钱的时候没有打过折,都拿走了。

曹贻安:反正该你拿的钱老板一分不少都会给你。

田涛:那时候人员的流失率多少,你大致判断一下?

曹贻安:还是很高的。

田涛:30%?

曹贻安:具体没算过,不会这么高。

田涛:从你的部门看?

曹贻安:10%左右吧。

田涛:那跟今天差不多啊?

曹贻安:每年陆陆续续都有人走,我们早期的人基本走光了。

田涛:你在公司做到最高的职位是什么?

曹贻安:市场部副总裁,然后是副总工程师,郑宝用是总工程师。也做过公司副总经理,相当于现在的副总裁。

田涛:任总最早的名片就是总经理。你在研发做过什么?

曹贻安:做过副总工程师。

田涛:排在公司第几?

曹贻安:排在第七。

田涛:第七是按工资排的?

曹贻安:按工资排的,按职位也是第七,工资就是跟职位挂钩的。我在华为的工号是007,所以我走到哪里,人家问我工号,我都说007。

田涛:所以你去英国是合适的。007指你是第七个人呢?还是后来给你排的?

曹贻安:后来排的,1993年按收入排过一次,我排在007号。

田涛:1993年你的月薪是多少?

曹贻安:应该有五六千了吧,横向去比,已经非常高了,你不会去想别的事情的。

田涛:跟社会上比已经是非常高了。一个月6000块,一年大概7万块。你真正拿到手的现金是多少?

曹贻安:没什么钱,每年股票配了。

田涛:你总是还有点现金吧?

曹贻安:没有,在公司也用不着钱。

田涛:那基本上你的工资都用来买股了?

曹贻安:也不是,刷卡花掉了不少。

田涛:你估计一下一年花出去多少?

曹贻安:大概花出去一半吧。

田涛:你能花掉一半,剩下一半买股票了?

曹贻安:对。那时候我就买一万多块的西装,做市场销售,我就是穿着名牌西装去见人,技术、形象、交流、谈吐等各方面都行,才能得到人家的信任。

08、他信任弟兄们,但从不讲哥们儿义气

田涛:你觉得任总早期是什么样的领导风格?

曹贻安:很放权,他用你就相信你,即使有人告你的状,他骂你几句就过去了,不较真。我做项目经理的时候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住在哪儿,吃什么,甭给他报告,直接过来报销就行了。他不会过问,充分信任你,当然你也不会滥用职权。但是他不用你的时候,一脚就把你踢跑了。这大家也理解,人家是老板,做生意,不可能跟你讲哥们儿义气。

田涛:早年就不是讲哥们儿义气的那种?基于结果,而不是基于人情、关系这些?

曹贻安:如果基于关系的话,你能混就留着,但是提不起来。

田涛:待遇也不会明显增加?

曹贻安:不会增加,就维持你的待遇就行了。而且那些人的待遇从理论上来说已经足够了,因股票收入已经很高了,与新进来的人一比,股票收入占了一大块。

田涛:大家服他的管吗?

曹贻安:那没得说,谁都服他,不服的就走了。有的小孩年轻,跑到这里来做出一个东西,觉得自己能干,就出去做,另起一摊。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好多人都雄心壮志,做得很大,一搞就租一层楼,也像老板一样大手大脚的,结果一弄,发不出工资了。

田涛:就都学了个表面,对吧?

曹贻安:对。就发不出工资了,很难的,华为出去的我没有见过有很成功的。

田涛:真的很奇怪,20多年来出去了那么多人,似乎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成功的。

曹贻安:没有学到老板的真谛在哪儿。而且我觉得老板不只是管理,还真是每一点都能够接上,万一08机没赶上趟儿,没有拿到入网证,公司就没有任何产品可卖了。

田涛:对,我也听别人说,每一个节点的命运很好。

曹贻安:早期如果像现在这么复杂,什么都搞不了了。老板这个度把握得非常好,到什么时候该引进什么样的管理。公司要向国际化大公司发展,没有这些管理流程跟上的话,也发展不了。所以每一步老板都看得很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看了大量的书,每天会接受大量的知识,过目不忘,一目十行,一本书,他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

田涛:我跟他出去,就发现,同样厚的一本书,我看三天,他在飞机上就看完了,看一页撕掉一页。

曹贻安:他绝对能把核心抓得紧紧的,我们开技术研讨会,他就坐在旁边听,但他能用他的语言总结出来。

田涛:对,他用他的语言去讲技术。

曹贻安:他在不断提高,大量看书,并没有坐在那里天天沾沾自喜。那些书看完以后他会灵活应用,毛泽东的书他也看,毛泽东的思想他都很清楚的。

田涛:真正的《毛泽东选集》,他应该在部队期间看的。

曹贻安:对啊,他早就看完了,当然现在不会再看了。

田涛:你觉得他的管理更偏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曹贻安: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管理思想,他不会把自己划分到哪个流派。

田涛:有些人就认为他学的这个,学的那个,其实对他来说,就是对他有用的,就是实用主义。

曹贻安:这么多理论,对他来说,想吸取的就吸取,不想吸取的对他没用。当然他会学习人家很多管理方法,但不会照搬任何一个东西,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照搬。

田涛:你经历了早年时期,还认为他伟大吗?

曹贻安:当然,毫无疑问。你别看现在有些人学他的管理,其实学不到他真正的精髓,那是他天生的,骨子里就有很多灰度的管理直觉,当然他也在大量阅读和不断改进。

田涛:尤其是灰度,很难把握。

曹贻安:这就是艺术。

田涛:艺术就是靠感觉了。

曹贻安:科班出身的,你来管两下?马上就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老板动不动就骂人,你光学他这个是没有用的。

田涛:有没有碰到过把谁骂得翻脸的?

曹贻安:有啊。

田涛:你跟他翻过脸吗?

曹贻安:有过,他骂我的时候我当时就翻脸了,我说我不干了,翻过脸他反而不骂了。

田涛:这是哪一年的事?

曹贻安:早年的事了。

田涛:他骂你的次数多不多?

曹贻安:不多,搞两次就不骂了。

田涛:惹不起了?

曹贻安:不是,没有什么好骂的,我们都在玩命干活,你骂我什么?我很简单,你不让我干,OK,我不干了,我玩儿去了。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看没啥事,就打高尔夫球去了,他一看我晒得漆黑漆黑的就知道我玩儿去了。

田涛:公司不是不让打高尔夫球吗?你还打?

曹贻安:那是后来不让。

田涛:你最早是哪一年开始打高尔夫球的?

曹贻安:1993年吧。

田涛:1993年就开始打高尔夫球啦,中国第一批。

曹贻安:老板知道我喜欢玩,知道我喜欢打高尔夫球。

田涛:所以他尽管有规定,也有例外的,这就是对不同个性的人也有例外的。

曹贻安:从来没有规定不让打高尔夫球。

田涛:规定了啊?

曹贻安:没有,那是后期了。各个办事处开始打球的时候,孙总说我们不务正业,才开始规定不让打高尔夫球。早期没规定,哪有那么多规定,就是规定不让开车,罚了我一下。

田涛:打高尔夫球之前是没有规定的?

曹贻安:没有规定,我还去跟他打过几次呢,他就是打9个洞。他买了一张会员卡,叫我陪他打过几次。

田涛:实际上坚持不下去。

曹贻安:打不起来,他的目标是走路,锻炼身体,对打球兴趣不是很大。所以很简单,你不让我做,我就去玩儿,你让我干,反正我能干好,我在华为属于另类。

田涛:像你这样另类的人也不少啊,有一批,很多人有个性。早年有没有人挑战他?

曹贻安:没有,想挑战他的人都走了。

田涛: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多公司都有这个问题,做到一定阶段,能人挑战一把手。

曹贻安:那个时候机会也很多嘛,我到别的地方也有机会。

田涛:合不来就走了?

曹贻安:对啊。那时候机会很多,如果是硕士,又做过研发的人,到哪儿不能做研发?

田涛:知识分子不好管。

曹贻安:对,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只是要得到认可。

田涛:早期离开的那些人最后发展都怎么样?

曹贻安:没有一个好的。

田涛: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曹贻安:他们哪有老板的管理能力啊?他们没有任正非这样的本事,这个本事就是把这些人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每个时期总会有人拼命干活。

田涛:他的管理水平你能给他总结个一二三吗?

曹贻安:我要是能总结得出来,我就是大学毕业,有理论水平了,就能写了,我没有这个水平。

田涛:为什么这么多年离开的人,包括十多年前离开的,没有人怨恨他?

曹贻安: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老板对你各方面能力的认可,已经体现在薪酬上了。老板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人,所以离开的人不会对老板有任何的想法,可能确实感觉不舒服,那就走了。而且都是自己要走的,出去的大都也混得不怎么样,还是觉得在公司好。

田涛:有意见主要是对主管有意见。早年有没有开过人?你有没有印象?

曹贻安:基本都不主动开人的,能力弱的得不到重用而已。当时每个人都在升,如果你老不升,感到不舒服就自己走了。只要你有能力,都会得到提拔的,任何一个部门都缺人。

田涛:这确实是管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很多公司员工离开的时候都对老板怨气很大,华为的人很奇怪,离开的众多人,包括高级干部、基层员工,都没有人对他有怨恨。

曹贻安:都是自己走的,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提拔有能力的人,你跟老板拍马屁没用,跟我们那一层拍马屁也没有用,明摆着,东西要出来。

田涛:天天表忠诚没有用,要的就是结果。

曹贻安:结果好,提工资、提职位,哪个部门缺人就调你。能力不行,老是提拔不上去的,如果你不愿意走,也可以留下来,那你的心态就要能接受,就只能干好手头这份工作。老板是不看关系的,所以离开的人怨不到老板身上,跟他拍马屁,经常一脚就被他踢回来了。

田涛: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去拍他的马屁,他完全不理你。

曹贻安:有一个云南的老板,搞BB机赚了很多钱,在当地很火,有一次碰到老板,他就说之前差点进了华为,他就是想表示一下华为好,结果老板说:“你到华为来干什么?你到华为来早就死了,没饭吃了。”根本不理你这一茬。

田涛:这两年我看别人拍他马屁的时候,他客气多了,但是也表现出不高兴,过去经常把别人喷回去。

曹贻安:对他就是工作好就行了,其他东西对他没用。

田涛:早期老板和你们聊天多吗?

曹贻安:和老板聊天也不多,他偶尔会光着脚,提着鞋,到我们那儿聊会儿天。

田涛:送汉堡,好多人说有这个印象。

曹贻安:我没有印象他买过什么汉堡,反正你想吃什么你出去吃就行了。但是我们用不着出去吃,不用花那个钱,食堂很好,犯不着出去。当然我们经常去外面吃大排档,尤其是我们在16栋做研发的时候,没有食堂,每一餐都在外面吃。

田涛:他请你们出去吃吗?

曹贻安:发票拿来报销就行了。他偶尔过来吃一顿,不太干涉你,你爱干啥干啥。

田涛:不干涉,都是这么说的。

曹贻安:嗯,你爱干啥干啥,也不会审查你的发票,你报销就行了。

田涛:闭着眼睛签?

曹贻安:对啊,会有人告状,但是他不审的,从来你报多少就多少,我们也不作假。

田涛:下面定薪水,都是你定的吗?

曹贻安:定完之后还是要老板签字,他不签肯定提不了。只是进人、招人不用他签字,人事部只认我的签字。

田涛:其他部门也这样?

曹贻安:其他部门招人也由经理签字确认。

田涛:过去你招人有没有现在那么复杂?

曹贻安:没有,你看得顺眼,签字就进来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招过自己的亲朋好友进来。

田涛:你招了他也不管吧?

曹贻安:不管,招进来就得干活的啊,能招到人都不错了。

田涛:有没有招进来很后悔的人?

曹贻安:没有,每个人都有他的能力和特长,我用他的长处。

田涛:早年有没有招进来有些很难缠的人?

曹贻安:没有,我没有碰到过。有小心眼的,觉得不舒服就走了。像我们这些人一看到“芭蕾脚”广告,就会觉得很震撼。因为我们是拼出来的,现在刚进公司的小年轻肯定是不理解的,怎么要把我折腾成这只“烂脚”,肯定不干。

田涛:理解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画面太刺激了。同样两个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看到那个画面就说:“怪不得美国怕华为。”另一个经济学家说:“哎呦,看着有点害怕。”同样是害怕,一个是视觉上感觉不舒服,因为是烂脚,另外一个是震撼,这两个经济学家说的时候我在现场。

曹贻安:我在的那段时间,感觉大家的奋斗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你通过努力做出成绩,马上就可以得到提拔,收入、待遇马上就提升了。是不是现在收入、待遇跟不上了?

田涛:现在员工收入在全球范围内比还是很有竞争力的,现在的人可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曹贻安: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用想这些事。

田涛:还是跟每一代人不一样有关,那一代人单纯一点。那时候家里都穷,在中国华为的收入相对是最高的,年纪轻轻20多岁就被提拔起来了。像你这种还算少的,你还在其他单位工作过,过来被委以重任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你也很年轻啊。

曹贻安:是,30多岁。

田涛:很多人就20多岁,从学校一毕业就被委以重任,那是不一样的。

每到一个国家,就弄丢一个人

田涛:你没有学历,怎么管理手下的博士、硕士呢?

曹贻安:他们遇到的问题你能解决,他们就佩服你。很简单一个例子,我和一位清华的硕士去埃塞俄比亚,我安排他给我当翻译,他当时跳着跟我说:“我清华的,提笔能写,张口能说,给你当翻译?”然后我们去见一个部长,这位部长是埃塞俄比亚人,但他是北京大学留学的博士,会中文。

这位同事进去后自己说了半天,人家没理他,后来我发现部长能说中文,我用中文直接跟他讲,他马上就说,他不是管通信的,但可以介绍管通信的部长来跟我们见面,建议那位部长来安排技术交流。从这以后,这位清华硕士才我说啥他翻啥,否则的话,他看不上你的。

田涛: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去海外的?

曹贻安:我是属于想得开的人,我不争。我就做我能干的事情,能干就干,干不了就离开。我1997年就开始在国外跑了,公司把我放到拉美,但我不会英文,做什么事都要通过翻译。

田涛:我知道到海外去,很多人英文都不行。

曹贻安:是啊,我更差。当时我带着七八个人去拉美,跑一个国家就丢一个,因为各种原因回国了,最后就只剩两个人了。

田涛:你是第一个去拉美的?

曹贻安:不是第一个,但是像我这样大规模带着人去做技术交流的,是第一批。当然前面像刘学敏他们已经派出去了,但他们不是搞技术的人,只是建一个办事处,连运营商是谁都不一定知道。

田涛:见不着人?

曹贻安:见不着,你跟人家怎么交流?

田涛:刘学敏是去拉美的第一个?

曹贻安:是去巴西。

田涛:是巴西代表处的。1995年?

曹贻安:1997年吧。

田涛:你不是去代表处,是去做技术交流?

曹贻安:不只是做交流,我是负责拉美地区的。

田涛:常驻巴西?

曹贻安:对。

田涛:待了多久?

曹贻安:半年多吧。我们七八个人,去一个国家走一个,最后就剩俩了。当时巴西有世界杯,巴西人全都看球去了,然后又遇上我们的春节,我觉得没什么事干,就要回来,但老板不让我回,我把手机一关,就直奔机场。

田涛:什么叫“到一个国家走一个人”呢?

曹贻安:他们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回公司,不想在那儿待,苦嘛。比如说家里有啥事啊,必须要回,各种各样的原因。

田涛:你作为领导也跑了?

曹贻安:我作为领导也跑了。

田涛:全球化早期有多难?

曹贻安:连运营商的名字都不知道,找谁去做技术交流?

田涛:在所有国家都没有见到客户?

曹贻安:后面都慢慢见着了。

田涛:那几个月都见着了?

曹贻安:对啊,后来慢慢开始做了。

田涛:回来怎么办?

曹贻安:回来老板让我写检讨:“你手机都敢关?我不让你回来,你居然把手机一关就跑回来。”臭骂我一顿。

田涛:回来干什么呢?

曹贻安:回来就给他交辞职书了。

田涛:回来就辞职了?

曹贻安:没多久就辞职了,因为要跟陈黎芳结婚。

田涛:当时公司规定夫妇两人不能同时在公司。为什么陈黎芳不辞职,而你辞职呢?

曹贻安:我不辞职我得在拉美干啊。

田涛:在公司没有谈判的余地?回来以后在国内干?

曹贻安:哪有谈判,派你去拉美你就在拉美干,除非辞职。

田涛:结果可能感情就吹了。辞职以后没有自己干活?

曹贻安:怎么可能干?不会再干了。我1999年辞职,2000年我们儿子就出生了,接下来全是我带儿子的经历了。公司每年都有非常多的麻烦,加上竞争对手一直没有消停过,每年都在应付这些事。

儿子2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他去了北京,陈黎芳在上面见客人,我带着儿子在下面玩,在商场里转。儿子饿了,打个电话,陈黎芳下来喂喂奶,喂完奶,我带着儿子继续在商场里转着玩,困了就让他在小婴儿车上睡一会儿。

田涛:这都是很感人的细节。

曹贻安:就这样。

田涛:孩子一哭陈黎芳就要喂奶?

曹贻安:陈黎芳就喂个奶,喂完奶她该干吗就干吗去,我就带着他到处转。

田涛: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不容易的事,很多都是陈黎芳处理的。

曹贻安:对啊,她跟我的性格有点像,也不抢任何功劳的。

田涛:她永远是做完事情躲在闪光灯后面。

曹贻安:对,做好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田涛:最艰难的是1998年……

曹贻安:没有最艰难,每一年都艰难。

37岁扔铁饭碗,帮任正非赚475亿的“华为女皇”,为何要一再辞职

“100万年薪的有10000人,500万年薪的有1000人,平均年薪在77万左右。”

网传,这是在华为上班的收入。

为了求证真伪,心眼儿特意去问了老同事,竟然发现:他们工龄超过10年的,大都拿到了60万以上的年薪!

当年,那个从蚝业村起家的代理公司,如今已然变成年营收9000亿的“庞然大物”。

这一切,自然离不开创始人任正非的智慧。

然而,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出来的。

马云背后有彭蕾,董明珠背后有朱江洪,巴菲特背后有查理芒格。

所以,任正非的背后是谁?

是“一人顶万人”的郑宝用,还是26岁当副总裁的李一男?

其实,华为内部人都知道,有一个人,比“任博士”和“李太子”都更有份量。

她是任正非的最强搭档,在公司里与任正非平起平坐,有着不输任总的地位和影响力。

而在进华为之前,她只是国企的一个小技术员。

更重要的是,跳槽时,她已经37岁了!

这个人,就是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

说实话,在知道孙总之前,我一直以为华为领导都是男的。

毕竟,当时我们部门,除了秘书小姐姐,一水儿都是男同胞。

可自从了解了孙亚芳的经历后,我不仅相信了女人在华为的地位,更是意外地发现了职场逆袭的终极密码——

一个中年女技术员,怎么就成了华为董事长?

当年,她拉着一批高管带头辞职,怎么转身就成了华为的中流砥柱?

她又是如何在26年里,一步步带着华为实现6000亿年收入的?

如果你刚好在工作中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就不妨一起来学习下孙亚芳的职场智慧,从而让你的职场发展,越来越顺利!

01 “中年国企女”的破局

不想“温水煮青蛙”?

你得先知道“自己是不是青蛙”。

1982年,孙亚芳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到河南新乡的一家国营无线电厂做了技术员。

一年后,她被调到当地研究所当老师。

两年后,她再次调动,从河南到北京,在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供职。

也就是说,短短3年,孙亚芳已经实现了“3连跳”,牢牢地把“铁饭碗”握在手中,前途一片光明。

直到有一天,她认识了任正非。

任正非和孙亚芳都是贵州人,算是老乡,任比孙大11岁。

但在之前,两个人毫无交集。

孙亚芳第一次调动时,任正非从部队复员,转业到南油任副总经理。

孙亚芳从河南去北京时,任正非在南油欠下了200万外债,工作没了,老婆也跟他离婚了,潦倒至极。

1987年,揣着东拼西凑来的2万多元钱,任正非在深圳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创办了华为。

按说,2万块真心不少了,但放在创业上,那就是杯水车薪!

“我每天都会梦到没钱了,华为活不下去了。”

可光担心没用,任正非能做的,就是四处拉“赞助”,能拿到多少算多少,一点点给华为续血。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北京的“投资会”上,经人介绍,认识了研究院的孙亚芳。

看在老乡的面子上,孙亚芳给任正非申请了一笔资金,算是帮华为渡过了难关。

然而,没过多久,问题又出现了。

随着“交换机代理”的门槛越来越低,华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如果能做到自主研发,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华为就能有未来!”

于是,任正非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要把华为的“贸易公司”的帽子扔掉,换上“科技企业”。

想法虽好,但要转型,人呢?技术呢?

要啥没啥的任正非,又开始到处“找人”。

没过多久,北京研究所门口天天会出现一个男人,骑着辆二八车,等着、堵着孙亚芳下班。

没错,他就是“求贤若渴”的任正非。

虽然只共过一次事,任正非却认定了孙亚芳是个人才:不仅技术过硬,在管理方面也非常有天赋,“是华为需要的”!

可是,人家凭什么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你这个“有今天没明天”的小私企呢?

更何况,当时孙亚芳已经37岁了。就算是现在,也是人到中年,不愿接受挑战的年纪。

可谁知,连续谈了几天后,孙亚芳竟然答应了!

具体任总和孙总说了啥,外人已无法得知。

但据我推测,一方面,任正非“做中国技术”的理念打动了孙亚芳。

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国企真不适合孙亚芳。

比如说,很多勇于创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事业的人,在国企会很难受。

毕竟,要创新,就意味着得改变,改变就会带来风险。

而国企的人,往往都比较忌惮“冒险”。

所以说,跳槽这件事,不光要看年龄、待遇;跟对人、做对事,才最重要。

很快地,孙亚芳便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02 初露锋芒

成功的机会,永远会留给拥抱变化、渴望改变的人。

1992年,孙亚芳正式加入华为,大大小小做过十几个职位。

虽然她是任正非亲自请来的人才,但她仍坚持从基层做起,为的是要“从下到上”全面了解华为。

可一圈了解下来,她竟然发现:华为已然濒临崩溃!

此时,华为的C&C08还在艰难研发中,而公司的账面,已经空空如也。

对外,上游催欠款,下游欠债不还;

对内,几个月没发工资,到处都是员工的不满和抱怨。

甚至任正非放话说:“谁能借来1000万,我就给他放假一年,工资奖金全额发!”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突然有一天,华为收到了一笔货款。

欣喜若狂的任正非,赶紧关起门来,和高层一起研究:这笔钱该给谁?

“我觉得应该给供应商,毕竟做生意要讲信用。至于咱们自己,勒勒裤腰带,就挺过去了。”

“我同意。”

任正非话音刚落,大家频频点头。

孙亚芳却突然站起来:“任总!我不这么认为!”

“供应商没了还可以再找,可咱们这些优秀员工,要是走了,就很难再找到新的了。”

“所以我建议,这笔钱,先给员工发工资!”

一番话,让任正非恍然大悟,当即决定按孙亚芳说的办。

就这样,几个月没领到钱的华为人,看到公司把“救命钱”都发给了自己,干劲立刻就上来了!很多内部矛盾也迎刃而解。

很快地,华为新款自研产品上市,迎来大卖。

九死一生的华为,再次走出困境!

事后,任正非不无感慨地说:“孙亚芳看问题之深刻,我都要佩服的。”

而孙亚芳,也终于用自己的果敢与胆识,完成了从新人到管理层的进化。

“一心想做大事的人,会摔得很惨。”

这是她给职场新人的建议,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不管什么时候,到了新环境,首先要学会俯身低头,从基层一点点了解。

当你能完全摸透对方的特性时,再因地制宜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话虽这么说,1996年的那次,孙亚芳是真的“玩大了”!

03 带头辞职

当领导容易吗?

员工能力不行,事事请示,能把你累死;

员工能力太强,自立山头,能把你愁死。

1995年,华为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5亿,员工数量也将近1000人,在全国电子行业百强榜上,排名第26位。

日子好过了,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有些一线负责人觉得,客户源稳了,自己的腰包也鼓了,就没必要那么拼命了。

“是时候享受下人生了。”

发现苗头不对的任正非,深知根本没到“坐享其成”的时候。

于是,他带着满心焦虑,找到当时的市场部副总裁孙亚芳:是不是该把权力收回来?

可谁知,孙亚芳又一口否定了任正非的想法。

“咱这么办!”

第二天,一场浩浩荡荡的“先辞职、再竞岗”风暴,在华为内部刮起!

由孙亚芳带头,所有市场部干部与员工,共计36个办事处主任,7000多名员工,集体向公司提交两份报告:一份是《辞职报告》,一份是《述职报告》。

最后采纳哪一份,则由任正非亲自决定。

也就是说,不管你之前在什么岗位上,担任什么职务,一律以新人的身份,重新接受华为的考核,重新竞聘上岗。

乍听起来,这事好像没什么难度。

但真执行起来,阻力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想想看,市场部都是些什么人?

个个能力出众,极具个性,手里拿着大把的公司客户源。

你让他们辞职,他们能乖乖地听话?

尤其是一些已经有了职位的人:“我打拼半辈子,现在让我重头再来,想得美!”

然而,这个硬骨头,真让孙亚芳啃下来了!

从此以后,公司上下对这个女人,更加地刮目相看。

而重新洗牌的结果,则是6位办事处主任被撤职,30%营销人员大换血,原来的“公关型”市场部,彻底变成了“狼性销售”。

从此,江湖上便有了“没有华为销售拜访不到的客户”的传说。

“华为的销售人员能做到,我一天见不到你,就等你一天。一个星期见不到,就等一星期。你去小岛上开会,我也会游过去找你。”

换句话说,只要被他们盯上,你就铁定跑不掉。

这还不算完,孙亚芳又乘胜追击。在华为内部形成“能上能下”、“兵为一将用”、“干部服从公司统一调度”的用人原则。再加上“选、育、用、留”的人才计划,建起了一套完整且强大的人才管理系统。

同年,华为起草了《华为基本法》。

取消工号制度,提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还详细写出了员工的标准化考评细则。

从而让每个人的能力和业绩透明化,不会被埋没,更不会被夸大!

有人说,华为最适合“无资源、无背景”的普通工科男。至少,他会给你提供一个相对公平,门槛不算太高,可以把努力换成钱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华为,只要你有能力,就能用才华换钱,过上富足的生活。

正如开头我们谈到的百万年薪。

而这一切的源头,恰恰是从孙亚芳当年策划“辞职行动”开始的。

光是从这一点上,孙亚芳的不简单,可见一斑。

然而,她之所以能成为“华为二当家”,不仅因为对华为的贡献,还因为她救过任正非的命。

04 最懂老板

一个雷厉风行,一个和风细雨,组成了华为“芳非”时代的最佳搭档。

1999年,在任正非的提议和全力促和下,孙亚芳全票通过当上了华为的董事长。

在庆祝晚宴上,一向不敬酒的任正非,频频向大家举杯:“我年纪大了,各种关系没有精力去处理。孙亚芳是个外交好手,大家要支持她。“

按说,被老板一手提拔,是天大的好事。

可谁知,等待孙亚芳的,却是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整个行业陷入低谷,华为收入大幅下滑。

同年,任正非最器重的“技术天才”李一男,带着华为价值1000万元的设备,北上创建了港湾网络。

2001年,任正非母亲意外遭遇车祸:“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离开了。”而他自己,也患上了皮肤癌。

2002年,华为“研发顶梁柱”郑宝用,被确诊脑癌。任正非连夜筹集千万治疗费,将他送到国外治疗。

2003年,华为被国际科技巨头思科指控抄袭程序代码,不得不面对对方发起的“世纪诉讼”。

……

接二连三的打击,压得任正非喘不过气,患上了抑郁症。

甚至,他一度想要“变卖”华为。甚至已经和摩托罗拉达成协议:摩托罗拉将以75亿美元收购华为。

然而,命中注定任正非不能轻松套现走人。

摩托罗拉临时换了掌门人,新领导不认可这个价格,收购方案就此搁浅。

试想,如果当时华为被收购了,今天的国内电信市场,又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

幸好,不管情况有多危急,孙亚芳始终守住了华为,替任正非分担了很多压力。

面对“港湾”的威胁,孙亚芳果断向任正非申请4亿款项,成立了“打港办”!

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在孙的围追堵截下,李一男节节败退,最终退出了竞争市场。

转头再看国外巨头的挑衅,就有些许复杂了。

孙亚芳先是绕过思科,与其对手公司3COM联手,顺利拿到进入北美市场的资格。

然后,她邀请到一批国内外顶尖律师,来华为参观,展示华为的科研实力。同时,她还请来了公关公司,为华为拍摄纪录片。

从而,在媒体舆论风向上,频繁对思科施压。

最后,孙亚芳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起诉思科行业垄断。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思科已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得跑上门来求和解。

这一战,不仅帮华为走出困境,更是将原来不到4%的海外销售额,直接提升到75%!

从此,华为成为了一家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公司。

浴火重生的华为,在2004年,更是拿到了荷兰运营商Telfort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合同,再次实现了欧洲市场的重大突破!

对华为来说,孙亚芳是屡次力挽狂澜的领导者;

对任正非来说,孙亚芳却是唯一可以吐露心声的知己。

每当被抑郁症折磨得痛苦不堪时,任正非都会给孙亚芳打电话。

将心中的苦闷讲出来,人的精神也好了大半。

而任正非母亲出车祸时,他正在国外访问,第一个跑到现场帮忙处理事务的,是孙亚芳。

后来,任正非身患癌症,为了不打击公司士气,他决定秘密接受手术。陪在病床旁的只有一个人,还是孙亚芳。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说给他人的,不过二三。

任正非把自己的八九事讲给孙亚芳,孙亚芳则用二三言,解开了他的心结。

真正懂任正非的人,孙亚芳绝对算一个!

在华为诸多公开文件中,任和孙撰写的文章,经常被对方引用。

二个人还不约而同地都喜欢用“战争方法论”来论述华为的市场得失、公司战略。

就这样,一个脾气火暴、雷厉风行;一个举止优雅、讲求平衡,任正非和孙亚芳组成了华为的“芳非”时代,共同带领华为走过一场场风雨。

如果把公司比作是一辆汽车的话,他们就相当于油门和刹车,缺一不可。

如此默契的创业搭档,在中国创业史上,也属少见。

05 急流勇退

2010年,孙亚芳作为唯一的中国女性,登上《福布斯》最有权势女性榜单。

《财富》杂志也评价她:口才与风度俱佳,以女性追求细节,完美的天性,推动华为内部管理精益求精。

作为任正非背后的人物,孙亚芳陆续被各大排行榜发掘,成为世界上位居前列的女强人。

而华为公司也跟随着二位管理者,屡创佳绩!

2017年,华为年收入高达6036亿元,净利润475亿元。

而第二年,孙亚芳竟再次提交辞呈。

这一次,任正非只收到了一份报告。

2018年3月,63岁的孙亚芳,正式卸任华为董事长,由梁华接替。

敢于追求,才是精彩的人生!

从1992年加入风雨飘摇的华为,到2018年的离开,孙亚芳用29年的时间,全程参与了一个民族品牌的诞生与崛起!

可以说,是孙亚芳成就了华为,也是华为成就了孙亚芳。

所以,关于这位女强人,你又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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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华为活力,任正非说:宁愿损失10亿,也要让7000人辞职!

华为员工黄明告诉记者。自去年9月底以来,华为已有7000多名员工自愿辞职。大规模的辞职是由华为组织的,而辞职的员工则可以竞争就业。职位和工资基本保持不变。唯一的变化是重新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服务年限。所有辞职的员工都可以从华为那里得到赔偿,据了解,华为的赔偿金额高达10亿元。华为去年9月批准了鼓励员工辞职的计划,在10月之前,华为就与高级员工进行批量私人沟通达成了共识。

该计划必须在十月至十一月底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之前完成。总共有7000多名老员工将被要求逐步完成“离职前的竞争”工作。根据华为的要求,工作八年以上的员工应向公司递交辞职申请。在自愿辞职后达成共识,他们将竞争工作,并与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该职位将基本保持不变,工资将略有上升。资深员工辞职后,这些与华为最老员工人数相符的人数就会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等级制的废除,所有员工人数的重新排序,无区别地分类,不再反映员工的工作年限。

初创期的华为公司基本还是一家贸易型公司。公司从1991年开始投入全部资金和人力开发和生产自主品牌的新型用户程控交换机;1994年,华为的第一台C&C08万门交换机开局成功,从而终结了华为公司无产品、无技术的贸易时代,开始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尽管华为在1992年时的销售收入已经突破1亿元,但公司整体实力依然较弱,内外部资源都比较贫乏。受到财力、物力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当时华为的薪酬和福利都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吸引大家的主要是创业机会以及对未来成功的期望,那时候的华为公司主要依靠晋升、能力提高、工作氛围等非经济性薪酬贡献来吸引员工。

1995年之后,华为开始高速成长,1996年的销售收入达26亿元。就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夕,公司对市场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要求市场部全体人员向公司同时提交一份述职报告和一份辞职报告,然后公司根据个人的实际表现、发展潜力,以及公司的市场发展需要批准其中一份。这次市场部的“集体辞职”实践拉开了华为国际化、正规化管理的序幕。也就是在这一年,华为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专家帮助自己起草了《华为基本法》,在1997年又提出了客户服务文化,同时开始陆续聘请IBM、合益集团、普华永道、埃森哲等咨询公司帮助自己在IPD、ISC、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质量控制等多个领域引入世界级的管理经验,全面构筑客户需求驱动的流程和管理体系。

此时的华为,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人才招聘需求也迅速上升,遂开始全面实施“薪酬领袖”战略:大部分时候,华为员工的薪酬比国内其他厂商高出三分之一左右。1997年以后,华为开始进行多元化经营,除原有的电话交换机外,还增加了数据业务、无线通讯等通讯领域的主导产品,快速扩张导致了对优秀人才的巨大需求。1998年,华为开始实行第一次大规模招聘,当年共招收了800多名大学毕业生

此后三年分别招收了2000名、3000名和5000名大学毕业生。这种招聘势头一直持续到2002年。由于华为此时的实力已经很雄厚,加上大规模招聘的需要,高薪战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2000年前后,国内电子通信类人才奇缺,通信行业快速扩容导致对通信类人才的争夺加剧,华为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开出的条件尤为优厚,待遇最好的研发人员和市场人员的月薪通常能够达到8000——9000元,比通信行业的通常工资高出3000——4000元左右。

不过,薪酬高速增长的情况在2001年有所停顿。经过前几年的大规模招聘,华为放缓了扩招的步伐,再加上行业不景气因素,华为一方面冻结薪酬两年,同时将新员工的起薪下调。2001年以后新入职员工的待遇较之前下降了不少,大学本科的起薪点从5000——6000元下调至4000元,硕士的起薪点从7000——8000元下调至5000元。尽管如此,与其他企业相比,华为的起薪依然算是非常高的。到2003年年底,华为开始恢复加薪,但此后的加薪幅度却明显放缓了。

加班勤、收入高,是外界对于华为员工的一致看法。但对每一个华为员工来说,不管是现任的还是离职的,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华为故事”三年前,一篇《别了!华为八年理工女硕离职感言》成为朋友圈刷屏作,作者末末将自己在华为研发体系就职的八年经历写成长文。在文中,她描述自己曾拥有过“挺尸而过的鸡血岁月”,也被锤炼成“女汉子”,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华为。在她眼中,华为公司整体的执行力非常强大,“多年来自上而下一脉相承,带着军队的色彩”;团队作战宛如“群狼共舞”;公司提供的物质刺激“对付屌丝有奇效”,让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小城市的华为员工想一门心思待下去。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她将华为艰苦奋斗的工作氛围比喻为“长勺一直在华为的大锅里搅动,谁都别想安分”。

离职后,她应出版社之邀写就《神坛在左,华为往右》,书由若干离职华为人的自述组成。从走进这家公司,到最后离开,每个个体的故事不尽相同,但多多少少能够反映出华为这个公司赋予了员工怎样的烙印。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海天出版社及作者末末授权,摘录了书中部分华为离职员工口述。一位名叫“汤姆波”的离职员工说,他因“到期不续签”的合同而成为一颗被迫离职的螺丝钉。他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华为,“写代码出身,工龄十二年”。

因为从小物质匮乏、背负的希望又大,上学的时候就一直选择保守的道路走。进入华为以后,也像“进入一个社会属性单一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在勤奋和情商两方面都有缺陷,感觉脑子里那些通往其他社会属性的细胞都没有发育。他说:“我一直活在生活之外。”文章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华为为了防止公司僵化,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对于员工个体来讲显得不近人情,但华为体量如此庞大,竟有这么坚定的决心,确实令人感慨。

任正非答应华为员工如果在离开后,是会将所占公司的股份在三个月内打入你的账上,这一点一直是华为吸引人才的强有力手段。许多离开的员工也感激这一点,他们许多人在离职后,得到的钱比自己工作时得到的多几倍,任正非也实现了他的诺言。但是我们都了解,高收入就有高付出,只有不断地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在华为工作就有抒情的任务量,在业绩方面必须要超过在你前面的人,从最高的管理层到最底层员工都是这样,任正非那么大年纪还坐在办公室认真的学习英文,这就激励着所有的华为员工努力工作。

华为在工资方面也是按照了员工的等级而决定的,我们都知道华为的评级制度,A,B,B+,C,这几个等级之间的薪水数量完全不同,这也就激励了员工要拼命工作,只为了更多的薪水,虽然这一点在外界经常得到质疑,可在华为内部的工作方面看,还是很有用的。有个员工因为自己只涨了1000元工资感到生气,就离开了华为,还有许多人和他一样但在离开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发展。还有人是想为了回归自我,比如说李彦焌是华为曾经的青年执行官,可他在事业巅峰期离开了华为,投身于餐饮业,现在已经在全国开了40多家餐厅。只有敢于离开,你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读者们是怎么看待华为的这个薪资制度的呢?

许多公司喜欢挖华为,认为华为员工是狼。然而,这种狼性是华为独特的利益共享机制的产物。这些公司雇佣了离开公司的华为员工,最后他们非常失望。原因很简单:这些企业没有这种利益共享机制。不管种子有多好,如果它离开合适的地方,就很难开花结果实。绝大部分管理者都是在管理员工,要求员工表现,员工谈合同精神、敬业精神,给钱公平,画饼谈感情。为保持华为活力,任正非说:宁愿损失10亿,也要让7000人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