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区域发展好就业吗,姚洋: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给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就业

浏览:2798   发布时间: 2022年06月01日

姚洋: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给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就业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迈入2021年,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下一步的落点是什么?政府、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各司其职?未来所实现的乡村振兴预期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他表示,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姚洋认为,乡村地区发展的产业要以就业为主导,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他表示,乡村振兴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最重要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新京报:乡村振兴已提出多年,如何理解当前我们提及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背后的逻辑?

姚洋:乡村振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政治、社会问题方面,也包括经济发展方面。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重建。

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我们关注最多的,如何发展乡村经济?如何给农村居民提供就业,这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部分。但也不能忘记乡村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发展。

在社会方面,过去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农村社会逐渐瓦解,已经不足以支撑社会秩序。因此如何重建乡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尽管现在各个县的行政能力在加强,县城交通也越来越方便,但事实上县城管不了那么多,一个县少则一二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完全由县把它管理起来是有难度的。

再说大一点,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比如,农村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农村地区对教育热情的下降。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农村学校数量下降,优势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和城市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新京报:站在“十四五”规划新起点上,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在哪里?

姚洋: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现在中国经济要转型,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创新是重要部分,但创新恐怕只能一线或二线城市去做,三四线城市创新能力较低。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县城经济更多应承载支持就业的功能,而不是创新的功能。所以县城经济需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我们得转变思路,不是说不要搞创新,而是创新的“调门”不能唱得太高。每个政府都想搞创新,每个企业都想走到前面去,这是不可能的。各种类型的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大部分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对提高农村地区的就业非常合适。

新京报:具体来讲如何实现?

姚洋:要因地制宜。从城市化来看,一方面人口还在向一二线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东北、华北地区的人口在流失。而北边、西边等区域城市化的表现是向中心城市集中。比如,河南以西地区。

所谓的南北差距,从北方来看,人口掉得比较多的是东北和华北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减少得不多,甚至有追赶趋势,比如,近年来河南、陕西、甘肃,还有新疆的发展。

南部向中心城市的集中速度在降低,主要是就地城市化。即,老百姓到县城去买房,甚至就住在村子里头,但到县城去工作,因为本地发展起来了,村里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跨省流动。未来中西部人口流动变化也更多是就地城市化。

能提供就业在农村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以及企业部门分别应该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或扮演什么角色?

姚洋:政府一定要有因地制宜的想法,不能盲目地追求高大上、高精尖的技术或者产业。在符合环境保护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应该大力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有潜力的。

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潜力去挖掘。现在全国交通发达,劳工水平也高于东南亚等国,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市场,企业走进中西部地区是可以赚到钱的。

对于企业来讲,乡村振兴不是大家一拥而上,更多可能是点对点的,比如返乡创业的人。还是要依赖于市场机制发展,政府更多是引导作用。

新京报:目前农村在选择产业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姚洋:现在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主要会集中在县城,以及比较大的集镇上面。

“村村冒烟”情形已经成为过去,鉴于信息成本、集聚效应等原因,不太可能再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个村都搞工业的状况。

我认为这些产业还是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这应该作为唯一的标准,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

新京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做得可能比较好,现在来看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姚洋: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有时候不可复制,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城市群中,城市群的网络非常密,这些地区所谓的乡村其实是“郊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没有乡村了。

所以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不太容易复制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区走的路恐怕是长三角、珠三角二三十年前走的路,甚至更早的时候走的路。

比如,我老家江西省新干县。过去10年江西省的排名上了好几个台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返乡创业者带来了产业发展。

我们县兴起了两个产业,一个是灯具、一个是箱包。企业做得很辛苦,老板赚钱不多,一个箱包纯利润可能只有5块钱,但是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流水线上工人每月工资很容易就拿到四五千元,勤快点能挣一万多。

县域经济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做

新京报:发展县域经济可能面临资本、人才、技术等问题,政府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协调?

姚洋: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可能最初县城比较穷,没有办法给企业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或是资源,但随着产业的发展,政府税收逐渐起来了,就会规划工业园区,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要学会改变思路,招商引资的关键是招那些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沿海城市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对于企业来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非常高,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可能起的作用不大,因此越大的企业可能越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越小的企业可能雇佣的人更多,可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我们县原来穷得叮当响,十年之内发展得相当好,很多农民家庭都开始买小轿车了。

新京报:互联网经济如何为乡村振兴进行赋能?

姚洋:我们县企业生产的箱包等产品很多都是在网上销售的,政府给提供场地,提供基础设施,产业通过互联网渠道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互联网企业把触角延伸到农村地区,帮助农村居民把产品卖出去,其所打造的电商产业链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和振兴乡村的作用很重要。

新京报:乡村振兴最终的呈现将是什么样子?

姚洋: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县城提供就业,村庄成了宜居之所。比如,农村居民一家一栋大房子,有热水、有煤气,交通方便,生活便捷。

如果我们用15年的时间把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乡村都变成这样,我们就成功了。这可能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我希望能做到。

我们一定要抛弃那种“大就是好”的思想,中国的发展不是那么起来的,大企业也是后来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新京报记者 胡萌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杨许丽

温铁军等专家热议:县域是否会成为中国区域发展新的发力点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县城作为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乡村振兴的火车头。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提出县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凸显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城镇化战略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那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城镇化建设究竟该如何推进?县域会成为中国区域发展新的发力点吗?

近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乡村大讲堂·政策对话系列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原二级教授温铁军,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刘守英等三农专家围绕上述话题进行了探讨。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来推动城镇化建设是现实的政策选择

针对本次县城城镇化,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表示,此次《意见》提出县城城镇化建设是在总结过去城市化进程经验的基础上而做出的合理调整,也是大势所趋,非常现实的政策选择。

李铁指出,“早在2000年,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就曾强调要放开县(包括县级市)以下小城镇落户限制。目前的进展是,在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县城甚至地级城市,基本不存在落户限制。而人口流入地区,像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等城市群地区并没有落实,落户更是难上加难。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不了户,生活成本高,房价高,子女教育压力巨大等问题,迫使他们在对未来定居的长期选择中,把回到家乡县城买房作为重要选项。”

“村里条件差,考虑到子女教育以及老人养老,县城就是最好的选择。最近两年农民工在县城买房已经上升到25%,以后也会越来越普遍,这是现实,也代表着一定的趋势。”李铁说道。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看来,《意见》反映了我国城镇化的战略转型,从过去的高速城镇化转向高质量的城镇化,从过去更多注重异地城镇化,转向关注就地就近城镇化。“过去很多年以来,我们实行市到县,市管县,希望市能够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很多地方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有的反而形成市掐县,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魏后凯认为,要推动县域城镇化的薄弱环节,重点就在于县城。县城是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的中心,同时承担了连接城乡的职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具有良好基础,也是我们未来吸纳新城镇人口的一个重要载体,从而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刘守英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就当前中国所处的城乡转型阶段,县城是重要的城乡融合的载体,县城是从乡村到城市的一个连接点。他赞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不过,需要避免两极化,“应重新认识城乡转型的基本规律,避免过去城市极端极化和极端回到乡村这两种思路。”

县域发展不应模仿固定的模式

谈及未来县城的发展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原二级教授温铁军认为,不应该模仿固定的模式,“县域本身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各个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所形成的类别本来就是千差万别。与其要去找一个模式,不如因地制宜,看看各个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发展条件,追求自己不同的发展方式。”

李铁则谈到,县城重点要解决的不是高标准化,这么多年实践经验表明,把县城大城市化、样本化、高标准化,会导致大量资源闲置和浪费。县城真正紧缺的是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收入水平相对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

“现在提出的县城城镇、特色小镇,我最怕的是各级政府是又设置一系列的标准,基础设施应该怎么样达标,路要多宽、树要种多少,修建多少楼堂馆所,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给县城提供适合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比如基本的医疗和公共教育服务。”他表示。

同时,对于县城产业的发展,在李铁看来,不用按照以往的模式来照抄照搬地规划大而全的产业,也不要担心人们都进入县城了会没有产业。因为随着人口聚集,市场会自动形成新的产业,产业的流向是选择成本较低的地方。如果未来随着区域间交通等各个方面基础设施都进一步完善的话,各类产业也有可能会向中西部县城转移。

“之前有大量产业因成本问题向东南亚转移,为什么中西部县城和一些镇不能接受一些产业?这些都是未知数。只要有人口聚集,一定会产生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就会带动和促进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适合于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李铁说。

在魏后凯看来,农村人口的减少是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人口将向城镇集中。城镇化对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的增收、推进县域内的基础设施跟公共服务一体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推进乡村振兴,他认为乡村振兴要靠外力推动,但最终应该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首先,乡村振兴需要外力推动,应鼓励资本下乡。资本应该跟农村村集体、农民、合作社形成共同体,不能是只有老板赚钱,农民不赚钱,也不能是老板一直赔钱,一定要形成利益共同体。其次,产业要多元化,过去农村就是从事农业的地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从事农业的人口越来越少,乡村产业必然需要多元化。而多元化的产业,需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把社会资本撬动起来,单纯靠财政资金是杯水车薪。

“第三点,把农村现有的资源激活,打通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现在农村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很多处于闲置的状态,如何激活农村的资源,打通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非常重要。”魏后凯表示。

姚洋: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给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就业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迈入2021年,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下一步的落点是什么?政府、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各司其职?未来所实现的乡村振兴预期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他表示,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姚洋认为,乡村地区发展的产业要以就业为主导,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他表示,乡村振兴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最重要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新京报:乡村振兴已提出多年,如何理解当前我们提及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背后的逻辑?

姚洋:乡村振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政治、社会问题方面,也包括经济发展方面。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重建。

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我们关注最多的,如何发展乡村经济?如何给农村居民提供就业,这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部分。但也不能忘记乡村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发展。

在社会方面,过去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农村社会逐渐瓦解,已经不足以支撑社会秩序。因此如何重建乡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尽管现在各个县的行政能力在加强,县城交通也越来越方便,但事实上县城管不了那么多,一个县少则一二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完全由县把它管理起来是有难度的。

再说大一点,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比如,农村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农村地区对教育热情的下降。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农村学校数量下降,优势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和城市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新京报:站在“十四五”规划新起点上,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在哪里?

姚洋: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现在中国经济要转型,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创新是重要部分,但创新恐怕只能一线或二线城市去做,三四线城市创新能力较低。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县城经济更多应承载支持就业的功能,而不是创新的功能。所以县城经济需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我们得转变思路,不是说不要搞创新,而是创新的“调门”不能唱得太高。每个政府都想搞创新,每个企业都想走到前面去,这是不可能的。各种类型的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大部分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对提高农村地区的就业非常合适。

新京报:具体来讲如何实现?

姚洋:要因地制宜。从城市化来看,一方面人口还在向一二线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东北、华北地区的人口在流失。而北边、西边等区域城市化的表现是向中心城市集中。比如,河南以西地区。

所谓的南北差距,从北方来看,人口掉得比较多的是东北和华北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减少得不多,甚至有追赶趋势,比如,近年来河南、陕西、甘肃,还有新疆的发展。

南部向中心城市的集中速度在降低,主要是就地城市化。即,老百姓到县城去买房,甚至就住在村子里头,但到县城去工作,因为本地发展起来了,村里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跨省流动。未来中西部人口流动变化也更多是就地城市化。

能提供就业在农村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以及企业部门分别应该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或扮演什么角色?

姚洋:政府一定要有因地制宜的想法,不能盲目地追求高大上、高精尖的技术或者产业。在符合环境保护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应该大力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有潜力的。

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潜力去挖掘。现在全国交通发达,劳工水平也高于东南亚等国,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市场,企业走进中西部地区是可以赚到钱的。

对于企业来讲,乡村振兴不是大家一拥而上,更多可能是点对点的,比如返乡创业的人。还是要依赖于市场机制发展,政府更多是引导作用。

新京报:目前农村在选择产业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姚洋:现在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主要会集中在县城,以及比较大的集镇上面。

“村村冒烟”情形已经成为过去,鉴于信息成本、集聚效应等原因,不太可能再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个村都搞工业的状况。

我认为这些产业还是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这应该作为唯一的标准,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

新京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做得可能比较好,现在来看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姚洋: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有时候不可复制,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城市群中,城市群的网络非常密,这些地区所谓的乡村其实是“郊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没有乡村了。

所以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不太容易复制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区走的路恐怕是长三角、珠三角二三十年前走的路,甚至更早的时候走的路。

比如,我老家江西省新干县。过去10年江西省的排名上了好几个台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返乡创业者带来了产业发展。

我们县兴起了两个产业,一个是灯具、一个是箱包。企业做得很辛苦,老板赚钱不多,一个箱包纯利润可能只有5块钱,但是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流水线上工人每月工资很容易就拿到四五千元,勤快点能挣一万多。

县域经济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做

新京报:发展县域经济可能面临资本、人才、技术等问题,政府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协调?

姚洋: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可能最初县城比较穷,没有办法给企业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或是资源,但随着产业的发展,政府税收逐渐起来了,就会规划工业园区,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要学会改变思路,招商引资的关键是招那些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沿海城市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对于企业来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非常高,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可能起的作用不大,因此越大的企业可能越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越小的企业可能雇佣的人更多,可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我们县原来穷得叮当响,十年之内发展得相当好,很多农民家庭都开始买小轿车了。

新京报:互联网经济如何为乡村振兴进行赋能?

姚洋:我们县企业生产的箱包等产品很多都是在网上销售的,政府给提供场地,提供基础设施,产业通过互联网渠道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互联网企业把触角延伸到农村地区,帮助农村居民把产品卖出去,其所打造的电商产业链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和振兴乡村的作用很重要。

新京报:乡村振兴最终的呈现将是什么样子?

姚洋: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县城提供就业,村庄成了宜居之所。比如,农村居民一家一栋大房子,有热水、有煤气,交通方便,生活便捷。

如果我们用15年的时间把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乡村都变成这样,我们就成功了。这可能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我希望能做到。

我们一定要抛弃那种“大就是好”的思想,中国的发展不是那么起来的,大企业也是后来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新京报记者 胡萌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杨许丽